昨日报载，居委会公章话题上了全国两会！日前在分组讨论时，深圳市的全国人大代表易凤娇列举了诸多令人哭笑不得的证明事项：90后参军，需社区开“文革”表现证明，新农合医保在异地看病，要社区开“是否属急诊”证明……经她调研，社区需开具证明事项多达110多项，居委会公章成了“万能章”。
居委会的一枚小公章成为公众话题，这在近年的各地媒体屡有呈现，但上到全国两会，仍觉新鲜，足见这一问题的普遍和严重程度。
在时下的行政权力序列中，社区公章或应属实权最小含金量最微的了。甚至可说，它算不得严格意义的“行政权力”，因为居委会并非行政机构，它只是个居民自治组织。但就是这么座“小庙”开出的证明，不仅涉及公安、房管、司法、民政、城管等部门，还有学校、银行、公证、医院、保险、慈善、旅行社及居民工作单位等各种企事业和社会组织等。
这意味着，几乎所有的部门、单位、组织等都可要求居委会盖公章、开证明！让人不禁要问：如此繁多的“证明”真有必要吗？居民办点事，为何非要求诸于居委会的一纸文书、一枚公章呢？
这让人想起媒体曾报道过的事：有的老人去领退休养老金，但社保机构非要其出示“生存证明”；有肢体残缺的残疾人要购优惠票或办事，有关部门非要其出示“残疾证明”。活着的人不能证明自己活着，身残的人也不能自证残疾，而必须费尽周折开一张证明，如此的荒唐现象又蕴含着怎样的荒唐逻辑？
说白了，对公章、文书的过分倚重就是现代社会的文牍主义，其背后则是权力的推诿与任性。许多事情，政策、法规等皆有明文规定，但遇到具体的个例，或有些差异，承办者便以种种借口支使人去开证明盖公章，以防万一有何差池，也好推诿卸责：这有社区证明啊！
其实，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应用，令过去许多需部门间协调、沟通、旁证的事情，通过电脑便可一键搞定。况且，若是真正以民为本、服务至上，权力部门的甄别、审核、裁决，原本就应在行政体系内解决，而不应推给老百姓。而今，百姓办点什么事都得去社区开证明，不仅让百姓平添困扰，还加重了社会运作成本。
据报道，杭州市等地已出台地方规章，明确社区公章的20多项盖章范围，这是为“万能章”减负，但要从根本上解决社区“盖章难、难盖章”的问题，最重要的还须厘清权力边界。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尽可能地明确责任、限制权力，保障呵护民众的权利福祉。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