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烟：从量变实现质变

　　务院法制办24日公布了我国首部《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送审稿)》征求社会各界意见。其中的几个关键点是，一些公共场所室内、室外都禁烟，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医务人员应当带头控烟，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组织的“一把手”全面负责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

　　这个条例应当是多年来吸烟与控烟博弈的结果，因为从2006年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缔约国以及“公约”在我国正式生效算起已有8年光景。

　　虽然“送审稿”能否获得通过并正式生效还是一个未知数，但纵观目前的情况，这已经是中国历史上最严厉的控烟条例了。当然，性急的人还是嫌这个条例太慢太为宽容，最好是取缔烟草专卖局和烟厂，一切就可搞定。姑且不论这种做法可能会遭到与烟草有一切直接和间接利益关系的人群的反对，就是根据自然规律，恐怕也做不到。原因在于，中国人对烟草的依赖太久，烟草之瘾已经在深入国人的骨髓和基因中，要一时根除烟草恐怕会连同人命一起要了。

　　烟草之瘾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吸烟者在肉体和精神上对烟草的依赖，二是一个国家税收对烟草的依赖。

　　烟草成瘾（又称尼古丁依赖）虽然不像毒品一样严重，但烟草成瘾同样是一种严重的成瘾。世界卫生组织（WHO）早就把烟草成瘾当作一种精神神经疾病列入国际疾病分类中。吸烟者一旦成瘾，每30-40分钟就需要吸一支烟，以维持大脑尼古丁稳定水平，当达不到这一水平时吸烟者就会烦躁、不适、恶心、头痛并渴望补充尼古丁，因此，烟草成瘾在本质上与毒品成瘾无异，并且从躯体到精神成瘾。而且，烟草成瘾也是一种慢性高复发性精神障碍。

　　另一方面，中国对烟草税收的依赖更是一种从经济躯体到精神上的依赖，因为从1982年至2012年，烟草行业税利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为7.4%（烟草行业税利与全国财政收入的比值），仅2013年烟草行业就实现工商税利9559.86亿元，同比增长10.53%；上缴国家财政8161.22亿元，新增近1000亿元，增长13.9%。

　　因此，如果一下子要消灭烟草，不仅吸烟者会有戒断症，就连整个经济状况都会出现戒断症。当世界第二的经济巨人因为全面戒烟而哈欠连连，萎靡不振而干活无力之时，世界也可能跟着打喷嚏，并烦躁不安。所以，控烟在中国就只能是一个慢活。

　　控烟是一种慢活的要义并非不控烟，而是要循序渐进，步步加码，从量变到质变，就像戒毒一样。中国是世界上吸烟人数最多的国家，约1/4的人（3亿多人）吸烟，对待吸烟者有一个慢慢引导和鼓励其戒烟的过程，然后经过康复，重新步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但是，慢慢引导烟吸者和经济巨人戒烟却不容宽容，因为烟草业在不断吸引新的吸烟者和青少年吸烟，中国还有7.4亿非吸烟者遭受二手烟危害，72.9%的初中学生在家里、室内公共场所、室外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中暴露于二手烟，每年死于吸烟相关疾病的人数达136.6万，超过因艾滋病、结核、疟疾和伤害所导致的死亡人数之和。

　　正因为如此，“送审稿”才提出了迄今为止最为严厉的控烟方式，从责任、强制性、社会心理、耻感以及惩处措施来控烟。例如，单位的一把手不仅要带头不吸烟，而且要成为控制吸烟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全面负责本单位控制吸烟工作。公务员、教师和医生同样如此，不在公务活动中、学生面前和病人面前吸烟。强制控烟则是禁止通过自动售货机等可以直接选取烟草制品的任何方式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草制品，以及在所有公共场所的室内和室外禁烟。惩处措施则是对电影电视剧播放吸烟镜头最高罚3万元。

　　当然，“送审稿”还只是一个草案，任何对“送审稿”有意见的人都可以在2014年12月23日前在网上和通过信函方式提出控烟意见，因此，更多和更具体的控烟办法都可以集中到这个送审稿中，以更实际和更有操作性也更严厉的控烟措施来挽救深陷烟害的中国人。

　　当“送审稿”中的所有措施以及公众补充的更好和更严格的措施得到通过并落实，到了那一天，吸烟被视为愚昧落后和毒害人而人人唾弃之时，烟草企业和专卖局才会寿终正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