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待历史，可以有很多方式。以食物为视角，并不新奇。食物推动进化。觅食的冲动，促使原始人类从采摘者变成牧种者。剩余食物的出现不仅标志着人类足以果腹，保证了大脑给养，相比先祖变得更聪明，而且还促成了社群和社会的产生。而当气候危机发生后，大迁徙以觅食，则带来了不同原始人类的融合。
法国律师、美食家布里亚·萨瓦兰在200多年前就曾说过，“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人民吃什么样的食物”。养活人民，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义务，不能满足这一点，就会造成危机甚至文明倾覆。漫长的古代历程得以终结，人们进入近代社会，与殖民探险创造的全球贸易网络有关——马铃薯、玉米等高产食物种植加速推广到任何适合的区域，土地可以出产出养活更多人的食物，工业化、城市化方才成为可能。而拿破仑征俄溃败源于缺粮，英国为扭转茶叶进口逆差而向中国出口鸦片并最终引发鸦片战争，等等，我们可以找到许多可以证明食物在历史上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例子。
以上这些，是若干个农业史、食物史、社会经济史著作都会提及的演化梗概。《经济学人》编辑、《连线》和《卫报》等媒体专栏作家汤姆·斯坦迪奇所著的《舌尖上的历史》是一部通俗简化的食物史读本。书作者在较短的篇幅内向读者叙述了食物伴随人类演化并相互影响的过程，着重分析了一些相关的历史突变、转折事件。
这本书的可读之处颇多，试举几例。首先，书作者较为简要清晰的论证了，食物（农产品）是人类文明塑造而非上天恩赐的结果。玉米这种作物在书中被多次提及，介绍了从墨西哥类蜀黍到玉米的演化过程。玉米最早在墨西哥中部被驯化，再传至阿兹特克、玛雅、印加等多个美洲文明区域，在若干个世纪后，这种作物还成为拯救亚非欧三大洲文明的食物。食物是人类文明塑造的结果，还可以通过现代作物的脆弱性（无法在野生环境中大量生长）来印证。除了玉米，小麦、稻米等其他支撑人类文明的主要食物，也都是选择性栽培的结果，“农民让野生植物最有价值的特征代代相传，从而创造出经过驯化更符合人类需要的新突变体”。
其次，书中对人类文明、食物演化不同阶段，所形成的人类与食物之间的脆弱关系给予了揭示。在古代社会，食物或者说生产食物的能力，是构建权力和社会关系的基础。权势者、富足者可以通过拥有资源来脱离食物生产，悖谬的是，一旦社会稳定出现这样的脱离特征，脱离食物生产的人口足够多，往往就会带来下一轮食物危机和社会动乱。书作者指出，而今在美国、日本及欧洲一些国家颇为盛行的本地农业、都市农业，参与者往往都是较为富裕的阶层人群，这来源于这些人对贸易全球化背景下食品安全的忧虑，也与此类历史教训的影响有关。
值得一提的是，有别于一些更为有名的社会经济史著作，这本书在叙述中世纪和殖民探险时期的全球贸易时，对伊斯兰文明推动亚欧乃至全球贸易的历史贡献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引介。伊斯兰文明的共同语言、文化、律法和风俗，使得其可以承载其近千年时间的跨大洲贸易使命，也正是因为此，后来的蒙古帝国很快从文明的破坏者变成同样的重商主义保卫者。欧洲，具体来说是南欧和西欧在文艺复兴过后的文化及商业进步，是因为继承了伊斯兰文明的制度和技术遗产，探险家们才有可能分别在亚洲和美洲找到促成欧洲社会激变的关键食物（玉米、马铃薯、咖啡、香料等）。
通过《舌尖上的历史》最后几章的介绍，读者可以了解到，工业革命以来，技术的突飞猛进带来的“食物革命”及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起到的加速作用。从罐头食品到肥料，到基因工程，农业、食物生产的生产力大幅跃升，以至于可以滋养数十倍于古代总量的全球人口。但技术也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后果，污染、毒性和超出科学家预计的基因突变让食品安全问题变得空前严峻。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