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江西南昌青山湖区法院对非法买卖器官案庭审，揭开了隐秘的贩肾交易链条：从网上招募供体，圈养供体，取肾、异地空运、移植，短短5个月，该犯罪团伙圈养近40人，贩卖肾脏23个，非法获利154.8万元。团伙多数成员曾是活肾供体或受体，他们处在利益链底端，利益链顶端是肾移植医院和医药商。(8月10日新京报)
上述被称为圈养“肾奴”事件的“肾奴案”令人触目惊心，有关方面加大打击力度势在必行。然而，仅仅严厉打击是远远不够的，更不会因严厉打击就会让“非法移植器官”现象绝迹。非法移植器官的背后有暴利的直接原因，一款“被贩卖的肾脏”是一个利益群体链条，低者获利数万元、高者获利达十数万元，这是一个无法抵挡的诱惑，但类似的器官移植“暴利”的形成，以及久治不绝的“肾奴圈养”案件，其真正的原因却与合法器官供体的极度稀缺密切相关。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每年约有150万患者需要器官移植，而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有1万例左右。为医疗病痛，在正当和合法途径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当事人及亲属寻求非法途径解决便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问题，如果不能正确看待一些患者对移植器官的现实诉求，是不可能真正断绝“器官黑市”交易的。我国器官供应个体理论上并不缺乏，一些非正常死亡人员数量并不少，而一些有捐献意愿的人和家属也不在少数，为什么合法的器官供体却如此稀缺？与我国现行器官捐献信息收集和激励措施不够有关。我国各医院的死亡报道制度不完善，只报告死亡人数却不报告器官是否愿意捐献，大量潜在捐献者在非器官移植定点医院住院，但医院和红十字会缺乏有效的沟通协作。“想捐者”与“渴望获得者”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障碍，两者信息缺乏有效平台对接，是长期以来在制度和机制上存在的短板。
2012年媒体报道，云南丽江女子和照春不幸患上了骨癌，她有一个强烈愿望，就是将自己的器官捐给他人使用。然而，这个愿望却没法实现，医院、省红十字会等都无法接受遗体捐献，最终让和照春遗体捐献愿望成空。一位福建车祸脑部重伤患者，家属表达了捐献亲人器官的愿望。器官接收医院表示必须待捐献者死亡后，方可摘取可用的器官。在此过程中，家属无法承担高额的医药费，最终只能把伤者带回老家。
诸如此类事件，现实生活中并不少，正是因为机制体制方面的短板或疏漏，导致一些有心捐献者“捐献无门”，也进一步消减了供应移植器官的可能。再加上国内相对缺乏对“捐献者”道义责任和合理经济补偿方面的认可，要么让捐献者“默默无闻”，要么就是一个彻底的“裸捐”，对有意捐献的家庭缺乏一个来自于制度保障的“最低限度补助”，这都是造成“想捐捐不了”、“想接受却求助无门”的最根本原因。
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有社会责任感和乐于奉献社会的人大有人在，关键是制度或机制是否能正常释放这部分人群的捐献爱心。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平均每百万名居民中仅有0.03名捐献者。而在美国，每百万人中有26.5人捐献器官，欧盟每百万人中有17.8人捐献。是我国公民责任意识和爱心意识不高吗？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另一组数据显示，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中国已成为数量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器官移植国。一方面是正规供应者“寥寥”，另一方面却是“器官移植大国”的现实，这两个根本不对等似乎也无法让人理解的反差现象说明什么？说明，还是一个捐献渠道通畅与否的问题，以及是否合理激发了公民捐献器官爱心的重大问题。
编辑点评：
完善器官捐献相关机制，让器官捐献拥有一个良好的通道，减少人们对黑市的依靠。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