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训体现了一所学校的办学传统、精神风貌，是学校文化传统和办学理念的沉淀。通过一个学校的校训，可以直接触摸到该校最核心的灵魂和特质。1997年北京师范大学为迎接建校95周年，广泛征集校训，作为学校培育人才的指导思想和人才培养的奋斗目标。师生踊跃提出方案，最后经学校讨论，选定了启功先生提出的“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八个字。
中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教育救国的思潮是紧密联系的。师范学校被认为是培养国民的思想、知识和能力的源泉。一百多年前，中华民族面临内忧外患。志士仁人大声疾呼变法图强，强调维新之本在人才，人才之本在教育，教育之本在教师。梁启超在《论师范》中指出：“故欲革旧习，兴智学，必以立师范学堂为第一要义。”正是在“办理学堂，首重师范”的理念下，北京师范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师范馆于1902年应运而生，开中国现代高等师范教育之先河。
1912年，著名教育家陈宝泉出任校长。陈宝泉很重视对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教育，他认为，今天师范学校的受教育者就是明天社会上的教育者，他们的品德、学识、行为等都将影响青少年，他们应该成为学生的表率。他常对学生说：“你们将来出去做教师，要晓得做教师是不容易的，一举一动都要为人师表！”当时学校门口挂着一面大镜子，上写“整容貌”三个大字，学生进出校门均须穿着校服，佩戴校徽，整理仪容，他们儒雅的举止，谦恭的仪态在社会上极负盛誉。
范源廉先生任校长期间，十分重视为师之道，提倡人格教育，强调师范生的学识与品德修养。在他亲自撰写的校歌里写道：“往者文化世所荣，将来事业更无穷，开来继往师道贯其中，师道师道谁与立，责无旁贷在藐躬。”老校长李蒸也曾说过，师大对国家的贡献不是煊赫的，而是潜伏的永久的，“为国家树人大计培植下优良种子”。
北京师范大学112年的发展始终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抗日战争时期，在讨论师范教育的出路时，人们提出：“惟收复失地，复兴民族，才是我们师范教育的出路，惟有动员民众，抗战到底，才是我们师范教育的任务。”“我们师范生应以所特具的吃苦、耐劳、沉毅、果断，创造以教育为终身职业的硬干精神，发扬光大起来，更飞跃的进展到中国领土之每一个偏僻的角落，而激发起全国父老兄弟姊妹们的爱国情绪和急切的抗战工作”。
在近现代中国，由于师范教育的基础地位和承担的使命重大，师范院校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是非常鲜明的。可以说， “学为人师，行为世范”早已成为北师大人的文化基因与精神坐标，深深融入北京师范大学的人文血脉之中。教师要“为师”“为范”，必先使自己成为学识广博深厚、“智如源泉”的“大知”者。为师者不仅要“学高”，更要“身正德高”。崇高德行的养成要靠学问修养，高洁的品行又为“学”提供保障。“学为人师”与“行为世范”二者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突出强调了个人与社会的统一，理想与实践的统一，知与行的统一。
正如启功先生所说：“校训没有任何人执行考试、考察、判分、评选，实践校训关键在于师生的自觉性。所学能否真正成为师表，并不是‘职称’、‘级别’所能衡量或代表；所行能否真正成为模范，也不待旁人选举出来，而是要随时扪心自问，有没有可惭愧的思想行动。”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