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7日，在贵州大学举行的中西部高等教育发展论坛上，郑州大学校长刘炯天直言，包括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优势资源评审布局中，地方“211工程”高校、省部共建高校与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的政策差距太大，并不公平。贵州大学校长郑强称，63年间，中央财政对贵州大学的累计投入为1.63亿元，还比不上浙江大学两个月的投入。（6月18日《中国青年报》）
贵州大学是教育部与贵州省的省部共建大学，而浙江大学则是由教育部直管的重点高校。贵州大学校长郑强曾在浙江大学任职，所给出的两所学校的经费投入差异数据应该是可信的。即便浙江大学等教育部直管高校所获得经费中，也包括浙江省的地方财政投入，中央财政投入也依然远远高于贵州大学，相差悬殊。这足以说明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投入严重失衡。
固然，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并不应过分强调平均。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区域，高等教育布局通常更为紧密，无论是国家投入还是民间办学，都会形成这样的导向。高等教育资源投入也必然需要依照办学机构的学术研究和教学质量，形成必要的激励机制——学术和教学水平越高，越应获得更多经费支持；而那些办学质量差，很难涌现基础研究或应用研究成果的高校，则需控制规模，长期不能提升办学和研究层次的，更可考虑予以裁撤。
问题是，我国不同高校所获得的高等教育资源注入及政策对待，并没有很好的反映或遵照以上原则；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投入的失衡，更多是人为因素的产物。将高校划分为教育部直属重点大学、部属大学、省部共建高校、地方重点高校、一般院校、高职高校，由不同财政主体投入。
教育部直属的重点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及国内其他几个一线城市、沿海省份的省会城市，占据了中央财政高等教育投入的较大部分。教育部等部委在设置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重点实验室等优势资源评审布局中，也倾向于自己主管的重点大学，这就使得部属重点大学主要通过行政支持获取了过大的、不公平的起点优势，由此一来，更容易在办学和学术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并因更为突出的教学和学术研究人才储备、成果储备获得持续不断的优势资源注入。
相对应的，那些被排除在部属之外的省部共建院校、地方高校，则只能依赖地方的重视和财力担负。广东、浙江、山东等地方财力较为充裕的省份，尚可通过地方注资来改善地方院校的办学水平，但地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西部地区的贵州大学等高校，就因此“步步落后”。反过来，地方院校办学资源投入的差异，也将一定程度上影响院校办学质量和学术水平，最后表现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省份所能获得的人才和学术、技术质量的差异，累及中西部省份的后续发展。
由此可见，国家高等教育资源布局和投入的长期失衡，最大的受害方其实还不是发展受限的贵州大学等西部地区的非部属院校，而是广大的中西部地区，影响了高校的人才培养和和学术成果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的动力。而对于广东等省份而言，尽管非部属高校可获得地方政府注资，也因此挤占了这些省份的公共财力，降低了地方政府在民生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责任编辑：张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