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图）

　　今年中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727万人，就业形势愈加严峻，不少女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的性别歧视，而单独二孩政策的实施也“意外”让性别门槛再次悄然抬高。屡禁不止的性别歧视让女大学生的就业率明显低于男生。(5月26日中国新闻网)

　　造成女性用工被歧视，根源并不在女性自身。女性属于特殊的社会角色，肩负一个家庭生儿育女的重大责任，更对社会和一个国家的整体繁荣兴盛有着不可分离的巨大贡献。因为女性角色属性带来的育儿产假、哺乳假，特殊岗位保护等，其实本质上是来源于社会层面的一种责任。这种因为“角色”和“性别”的原因，导致的企业生产利润的降低、成本的提升，也就不应该由女性职工、用工企业完全承担。

　　解决女性职工在招录上被歧视，根本之道是由社会来承担这一成本，主要体现在政府的责任承担上。政府方面要出台更多的法律或制度性的规定，尽可能以制度和法律手段来保护她们的合法权益；二者，应该以财政拨款或税收减免方式，鼓励更多的企业主动使用女性职工，从加大财税保障方面弥补这一现实不公。

　　政府负责女性可能的“被用工歧视”的责任，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在瑞典，所有有工作的父母每生育一个子女都享有16个月（480天）的带薪产假，期间的费用由国家和雇主分摊。综观各国女性职工保护制度，从中不难发现这些看似重点关爱女性职工的带薪休息休假权利，无一不是政府主动承担这一社会成本的体现。妥善解决企业用工上的“宁用武大郎，不选穆桂英”现象，政府方面必须主动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