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李克强总理表示，从中国来说，如果整体上贸易不平衡会给我们宏观经济调控带来极大的压力，我这里也坦率的说，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已经是我们很大的负担，因为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影响通货膨胀。
更早些时候，央行副行长易纲也表示：外储已超3.8万亿美元，继续增加的边际成本已大于边际收益。这一下突显出近四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对经济带来的诸多负担。曾几何时，我们为拥有高外储骄傲、自豪——给出的信号与暗示是，外储越多经济实力越强大。何以又变成负担了？
高额外储给中国经济带来的负担，并非仅仅是“它要变成本国的基础货币，会影响通货膨胀。”或者说，由此衍生出的麻烦很多且很大。比如说，经济失衡、产能过剩乃至房地产泡沫等等，无不与此有关。这还不包括国际压力。
形成天量外储的原因，至少涉及两个核心因素：出口导向政策与人民币汇率制度。前者，被定义为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实这就是东亚经济发展模式的“扩大与强化版”。
人民币汇率现行制度是争议最多也是最大的。疑问很多，比如，按照央行四个基本目标之一的“国际收支平衡”目标，它从来就没有平衡过。再比如，按照均衡汇率水平基本定义，贸易顺差占GDP的2%时基本是合理的。但问题是，外储在1万亿与4万亿水平上都是合理的吗？
改变与改革终于行动：近期央行最新的表示是，将进一步发挥市场汇率的作用，央行基本退出常态式外汇干预，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李总理和央行都已经坦率地承认天量外储是很大的负担。接下来，就要探讨如何解决天量外储的负担问题。这显然很棘手：减少是从贸易项还是资本项着手或两者一起着手？会对经济有多大的负面影响乃至冲击？
外储不仅与人民币汇率有关，还涉及到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项目管制问题。过去政府对此一直太过于谨慎。以至于现在成为巨大的“堰塞湖”难题。
首先，人民币国际化。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贸易大国，没有货币的国际化，很难具有可持续性的。因此，这是必须迈出的一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与经济全球化不协调带来了新困惑。例如，台湾人民币存款过去一年激增5倍至2680亿元，其中一半被存入中国银行台湾分行。香港人民币存款达9450亿元，存贷比仅为7:1。境外人民币存款增速远超资产。分析师认为，中国开放资本账户和发行更多人民币计价金融产品势在必行。
其次，资本项目开放问题。过去的资本进出管制，近年来的事实却是没有管住或根本就管不住。海外国际资本持续通过各种方式流入到国内，其中大型国企有海外分支机构的公司是引入海外资金的主力。须表明的是有条件的放开。任何国家对资本流动都是有监管的。国内学者对开放人民币资本项目自由流动最为忧虑。他们担心在利率、汇率还没有市场化、情形下，开放资本跨境流动将隐含巨大的金融风险。他们的担忧并非多余，世界上多次金融危机发生已经证实这种风险的破坏性。但因此而坚持“一切照旧”已经难以为继了。
改革和开放显然会有风险，但改革停滞甚或步伐较慢风险会更大。甚至可以说，没有大的改革才是中国最大的风险。利率与汇率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资本项目（有限）开放都会有风险，但这与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前所担心的风险，本质上并无两样。
事实上，以上所担心的风险并非不可化解和分散。风险或无法消除更不能当鸵鸟回避或躲避。而化解与分散这些金融与经济的风险的办法只有一条：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包括外汇市场、推出市政债与私募债市场。
资本市场是配置经济资源最市场化的场所。市场经济最核心的市场化就在资本市场。资本市场也是经济分散风险并承担实体经济风险的场所；或者说是实体企业对冲风险的场所。既然“决定了让市场在经济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就应该更彻底一些。扩大资本市场规模包括外汇市场，都是迟早必须进行的。
尽快推出市政债，让市场来评价地方政府的信用、监督地方政府财务开支、约束他们发债规模和投资行为。这比现行的做法更安全和有持续性。推出私募债更大胆放开私募债市场，让民营中小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让企业与投资者自担风险并共享收益。这对中国经济眼下困境和长远未来都是一个福音。
化解外储的措施也包括藏汇于民。比如，提高个人换汇5万美元限度。必须指出的是，不仅中国个人需要外汇投资，中国的企业更需要外贸的对冲风险的手段以及相关金融服务。
可以肯定，一旦建立与整体经济规模匹配的外汇市场，可以直接增加100万个以上的高知识、高技能就业岗位。应该明白的是，没有与经济总体规模、进出口贸易相匹配的，甚或超过它们的资本市场、外汇市场规模，才是中国经济眼下和未来最大的风险。
不论是从分散或对冲风险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经济转型的角度，本届政府都应该也会大力发展资本市场。这也是最新出台的新国九条的深层、深远含义。
（责任编辑：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