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音炮击退跳舞大妈 注定没有赢家

　　泼粪、鸣枪、放藏獒……为了对抗广场舞，各地奇招频出。在多次交涉无果后，浙江温州市区新国光商住广场的住户们下了血本，他们花26万元买来“高音炮”，和广场舞音乐同时播放。住户们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3月31日《温州都市报》）

　　在利益多元时代，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屡见不鲜。当广场舞爱好者休闲锻炼、社会交往的利益诉求遭遇其他居民正常生活秩序不受干扰的利益表达时，双方各执一端，针尖对麦芒。由于双方都把同一个标的物看得如此重要并且都不愿意退让和妥协，广场舞引发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了。

　　这边厢，广场舞爱好者乐此不疲；那边厢，广场舞噪音受害者苦不堪言。广场舞治理之难，就在于难以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协调。为了减少广场舞扰民，业主们多次去交涉，要求对方把声音调低点，但都被“赶”了回来。今年年初，当地发布了“广场舞公约”，并由环保、城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然而，这终究是“猫鼠游戏”：执法人员来了，大妈们就调低音量，走了音量就调高了。

　　广场是一种公共空间，广场舞的困境本质上是公共空间没有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良性运行。广场的公共性和开放性，导致广场陷入了某种意义上的“公地悲剧”，遭遇竭泽而渔的过度开发和利用。因此，缓解广场舞困境，需要对公共空间的运行秩序进行有效管理。

　　以广州番禺区石碁镇为例，社区工作者将2000多人之众的广场舞大叔大妈们登记在册，每年还发放器材维护和活动经费。此外，镇文体中心还专门举办了广场舞大赛，并不定期开展交流汇演活动。此举不仅减少了扰民，还令广场舞异常活跃。由此观之，通过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将广场舞“收编”，有助于实现不同利益群体的共赢。

　　广场舞困境的根源，在于公共空间的缺失和公共财政在全民健身上的投入不足。一方面，在商业利益的考量下，不少城市社区都存在着绿化面积不足、公共空间匮乏的短板；另一方面，健身器材和室内活动场所的供求失衡，让中老年人的利益诉求处于被压抑状态。在二者的双重挤压下，广场舞成为许多中老年人“没有选择的选择”。

　　广场舞困境不仅是公共精神和规则意识缺失的产物，也是公共空间匮乏和公共财政投入不足的结果。在物质生活渐次丰盈之后，让老百姓的精神家园更有内涵和厚度，离不开社会管理创新和公共服务的伸展。从这个角度上说，“赌气”的高音炮对抗广场舞，注定没有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