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湖北省武汉市崇仁路小学，11岁的杨赡闻算得上名人，从一年级起陆续担任班长、中队委和大队委，如今刚刚被同学们一致选为“学生校长”。据杨母介绍，从儿子三年级起，她每年暑假都会将其送往广州参加领袖演讲、财商训练等课程，“在儿子的情商培养上，已经花费了6万余元。”（11月18日《楚天金报》）
父母都是企业管理人员，小小年纪已经到欧美多个国家游学，杨赡闻的家境可谓殷实，6万余元的情商培训费用对于杨家来说，或许也算不上一笔大数目。因而，网络上有关“重金培养情商”的质疑实在没有必要过分渲染，花6万元练情商和学钢琴又有何异呢？更何况，对杨赡闻的培养效果是符合主流审美价值的——“他的领导能力非常强，同学们都服他。” 老师肯定、同学信服的孩子也一定是好的。
然而，真正令笔者疑虑的是，与“杨赡闻”们有所区别的、甚至截然相反的“非主流”的人格呈现，为何就不为主流价值观所认可呢？更甭谈“审美”了。杨赡闻的父母为他预设的培养路径上高度聚合的主流因素，理当触发社会对“情商教育热”的反思。
正是因为“口头表达能力强，领导能力亦强”这样的话，成了大部分家长最愿意在孩子学生手册上看到的评语，才导致了情商教育在当前社会被异化成了一条终南捷径。“如何做领袖发言”、“知道钱能生钱”、“懂得如何施展自己的魅力”，这些所谓重视“情商”的培养，和情商卫道士们所不齿的天才教育，在本质上并无差异，不过都是成人世界功利主义的折射罢了。
将社交能力等同于情商，本就是对情商的片面理解；盲目构建从情商直达成功的逻辑关系，更是彻头彻尾的误解。当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这些人们不喜欢的个性被“情商说”、“成功学”裹挟，加之浮躁社会氛围的推波助澜，人们终于成了自己当初讨厌的样子。这种影响原本只是当下的，但若任由成人世界的规则在教育环境里长驱直入，这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其伤害则是久远的。
正如僵化的知识教育造成了千校一面、千人一面，以功利和算计为目的的情商教育，会让过早的老成正统的做派污染孩子天然的赤子之心，把孩子成长的无限可能扼杀在克隆人的培养皿里。埋没几个真正天赋异禀的怪才，抑或将孩子都培养成一个样，还不是最可怕之处。更可怕的是，我们亲手“打造”的下一代，在成人后不但不会主动破除被我们口诛笔伐的那些沉疴痼疾，相反，还会成为有失偏颇的世俗标准的拥趸，使得“势利”、“拜金”等陋习继续冲击岌岌可危的传统美德。
到底要不要注重情商培养？当然需要！但这必须建立在厘清情商为何物的基础之上。“情商之父”丹尼尔·戈尔曼认为，情商包括了解自我、自我管理、自我激励、识别他人情绪、处理人际关系五个方面。说白了，动用情商的目的就图一个“和”字，在全面了解自我的基础上，寻求内心的和谐，达成与外界的和谐。而内向的自我求索，非但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反而能够培养一种独立思辨的能力，而这恰恰是保持独特个性的关键因素。因此，“和而不同”才是情商培养的题中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