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村，有一半都是我的娃。”在三门峡市西南方，离市区90公里左右的一个小村里，村支书张大万笑嘻嘻地对市里来的驻村工作队员说。本村的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他们的留守妻子竟然成为张支书的猎艳对象。（9月2日人民网）
读到这个消息，除了触目惊心，还能有什么形容？为谋生，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在老家，却成了色狼淫棍的猎物。乡村中的这种性侵，并不是个例。前几年媒体曾报道过一个“乡村西门庆”的案子：云南镇雄县一个村民，长期勾引奸淫的10余名“留守妇女”，最后因事情败露而被村民打死。然而现在三门峡市的“乡村西门庆”，竟然换成了村支书！我们自然可以说村支书是流氓成性，但透过这个“乡村西门庆”的无耻，诺多“留守妇女”竟都落入他的手掌，又怎能不让人深省？
一个村支书变成的“乡村西门庆”，比一个村民变成的“乡村西门庆”，危害尤甚。“支书西门庆”因为手中有权，更可以将恶放大，在有权有势的“支书西门庆”面前，“留守妇女”往往是听凭宰割的羔羊。“支书西门庆”瞄准“留守妇女”下手，毁掉“留守家庭”，或许可叫乘虚而入，然而这个可乘之虚，难道仅限于农民夫妻之间天各一方的“留守”？
“乡村西门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从一个村支书变成一个“西门庆”，在一个村子里，成了“一半娃”的爹，肯定有不短的时间跨度。那么在这个时间跨度内，村委会(当然还有其他的有关方面)，是一无所知，还是熟视无睹？不管是什么原因，可以肯定的是，“乡村西门庆”的产生与环境有因果关系。
就事论事，这个村支书变成“西门庆”，蹂躏“留守妇女”，毁掉“留守家庭”的故事，只是发生在三门峡，但其作为一个案例，却有典型意义。今天已经有2亿多农民进城务工，而在2亿多农民工的后面，是许许多多“留守家庭”。“留守家庭”作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然而给“留守家庭”撑一把“保护伞”，恰是当务之急。这个“保护伞”，既意味着要严惩“乡村西门庆”，不论这个“西门庆”是村民还是村官，又意味着关注“留守”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这细胞的质量如何，从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的质量。而倘若“留守家庭”“后院起火”，那么以其数量之多，影响之大，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