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当今世界面临众多新课题中很多都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现代”课题。我们只有认真反思那个日益远离的“现代”，才能理解今天并重构我们的社会生活。
20世纪形成的西方福利国家政策，造成青年与老年的对立。在民主政体下，老人“银色民主”势力崛起。他们人多势众，政治参与意识强烈。相比之下新生代无权无势，大量失业，普遍不关心政治。老人用选票规定了有利于老年的制度，整个社会财富分配倾向老人。这种现实造成代际分配不公，西方有人提出“代际正义”问题。
有首歌这样唱道：天上的星星，为何像人群一般的拥挤呢，地上的人们，为何又像星星一样的疏远？上世纪90年代网络技术崛起，不断造成现代世界的分裂。新生代对现实社会缺乏兴趣，他们将热情投入网络，在需要精密策划、彼此协调、相互合作的现实社会感到无能为力。今天，网络生存重现英国思想家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孤立，每个人都充满担忧，不能自拔。新生代把更多的寄托、希望或者愤怒投入网络空间。他们的精神世界趋同，面对既成社会规则他们无能为力，依靠自己获得成功极难。
近代社会分工，是人类个体孤立的源头。20世纪，这种分工成为全球普遍的潮流。分工发展促进了城市化。城市化导致乡村共同体解体，人类丧失了数千年来赖以生存的故乡。分工的全球规模展开，促使经济日益高速发展，同时也把所有社会关系都还原成为一种金钱交换。今天东京都23区一人家庭超过50%。每个人不必再依靠共同体，一人单独生活着。
20世纪，隐私权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利。每个人与街坊邻里、同事，近在咫尺，远隔天涯。这种隔离状态获得隐私权的保护。国家承认并保护个人这种权利。法律体系进一步割断了每一个体与他人的联系。
20世纪是青年普遍反抗的时代。他们新社会实验尝试失败之后，整个世界呈现保守主义回潮。今天年轻一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深陷孤立。他们对任何问题、任何解决方案都不满意。孤立的新生代，攻击性增加。他们是否会爆发会掀起革命呢？有位法国人口统计学者注意到，许多人口年龄中值偏低的国家，每遇风吹草动容易发生大动乱。而教育程度提高、媒体发达，更助长这种倾向。我们看到，法国革命、1968年5月风暴、近年中东革命，均为同一构造。但是，那些人口年龄中值偏高的民主国家，尽管民众不满，但爆发革命的可能性低。
20世纪中国革命峰回路转，在30余年前进入市场经济探索轨道。市场化造成社会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导致价值观念分裂。户籍问题、收入差距问题造成社会分离，社会中呈现农村城市、内地沿海的双重对立。在转型期，不稳定的因素增加，旧的价值体系崩溃，新的价值体系并没有建立。城市中，新老居民缺乏沟通，社会信任缺失、同情缺失。本来传统中国社会中知识分子曾发挥社会凝聚作用。但是废除科举、农村共同体解体，让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知识人日益矮小，他们退守书斋，学术仅成为一种生存手段。
20世纪造成全球碎片化。如何收拾20世纪“现代”的遗产，重建一个具有坚实基础的共同体社会，应是当今世界普遍的课题。在这种共同体中，人们应普遍具有同情心、彼此合作互助。▲（作者是旅日学者）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