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浙江高院认定陈建阳等5人1995年抢劫杀人的事实不能成立。审判长何鑑伟宣判后向陈建阳等5人道歉，坦承：“你们的案子公检法都有责任。”陈建阳等5人都当庭口头提出，要求对办案人员进行追责。几位代理律师均要求对当年举报人“朱福娟”进行刑事调查，认为此人涉嫌诬告陷害罪。“朱福娟”这个关键证人不仅从未出庭质证，而且目前警方也没找到其下落。”（7月3日《东方早报》）
冤案终于平反，当事人却已坐牢17年有余。浙江司法系统领导亲自道歉，并要求做好下一步国家赔偿工作。回顾起来，案件从侦查到审判，直至最终平反等过程，和前几年的赵作海、佘祥林案何其相似，仅凭有抢劫杀人嫌疑，就可以对一个命案做了结。没有切实的证据，竟然就采用刑讯逼供让当事人认罪。在一些人手中，命若鸿毛，想起来何其惊悚和荒谬。
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在不少地方办案过程中，成为惯用手段。最终我们看到，差不多每一起冤假错案背后，都有刑讯逼供事件的发生。因为真的罪犯，招和不招都是真的；而含冤者面对刑讯逼供时，经不住，只能认了。相关部门的破案率也就被制造上去了，什么案件也都可以“办成铁案”，但最终制造的是一件件冤案，受伤的是一个个个体。正是因此，对于刑讯逼供决不能姑息。相关部门对此三令五申，相应法规也有望修订，但这些还不够。
杜绝刑讯逼供、非法拘禁，不是法规或者文件就能实现的，对于警察和检察权力的限制和监督才是根本。当然，说易行难，就目前而言，实现这一点并不容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对此听之任之。
对于大部分习惯了默默承受和宽容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获得平反、得到国家赔偿很多时候也就不再追究。此案也一样，我们看到，和赵作海案和佘祥林案平反后类似，相关部门也提出了国家赔偿。这也算好事，知错就改、经济补偿。可如果每一次错案曝光后，都仅仅以所谓经济补偿的方式了案，没有人受到严肃处理，冤案就永远不能禁绝，一些地方的刑讯逼供就不会收敛。
几年前，赵作海出狱后一再表示，希望把那些对自己刑讯逼供的警员撤掉。相应警员最终也被送上审判庭，尽管量刑比公众期待要轻，但至少开了冤假错案纠偏后，用司法手段寻求正义的良性先例。同样，陈建阳等5人有权利，通过法律手段寻回他们的正义。对于，当事人这样的要求和权利，相关部门应该积极配合和尊重。
唯有如此，那些平常对刑讯逼供习以为常的人，才会感到一丝害怕，才会有所收敛，才不会酿成更多的冤假错案。当然息事宁人也好，绝不原谅、一鼓作气捍卫正义也好，都是个人选择和权利。但既然陈建阳等5人希望追责，希望相应人员受到法律的制裁，那么能否保障他们的诉讼权，将考验的是相关部门的纠错彻底程度，以及司法的独立和公正。
一定程度上说，浙江萧山冤案算是幸运的，此案至少获得了多家媒体的持续关注。也正是因为媒体的关注，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才倒逼相关部门一步步纠偏。希望此案能够朝着良性的方向发展，更希望相关部门和公众通过媒体的报道和讨论，深刻反思类似案件发生的根源，推动刑诉制度及早变革。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