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麻阳县文化局两名官员因贪腐案件被抓后，涉案单位向法院出公函求情。公函称，“该同志素质高、又才40岁，正值为党和人民作贡献的有为之年，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判决”。（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12版）
这种荒诞离谱行为的非法性质，无疑显而易见。一方面，它明显干扰了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依据我国《宪法》，“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
另一方面，对发函单位自身来说，这一“求情”做法同样也明显涉嫌越权行事、违法滥权，僭越了公权机关应有的起码权力界限。顾名思义，机关“公函”之为公函，正是因为它“姓”公，代表的是公共权力。
在这种十分明显的基本法律背景下，当地政府机关依然堂而皇之地坚持为贪官发求情公函，并且是“领导班子集体研究”“一致同意”的结果，原因究竟何在，个中究竟蕴藏了怎样的“内情”？政府官员私分被贪污的公款，还谈何“素质较高”，又如何“为党和人民作贡献”——难道“不贪污”不正是政府公职人员必须恪守的最基本素质和“作贡献”的基本前提吗？
而真正更合乎逻辑的公函求情“内情”无外乎这样几种可能，或者是基于某种“物伤其类”式的“官官相护”、或者说“保护干部”的官场本能，自觉不自觉地参与“捞人”；或者干脆就是基于某种维护共同腐败利益的需要，为避免产生“拔出萝卜带出泥”效应，而不得不按照官场潜规则，竭力营救同类或努力使其“封口”。
因此，对于荒诞的“公函求情”，仅止于谴责其非法性质，其实远远不够，而更重要的是，能否进一步彻查其中可能隐藏的上述种种“内情”、隐情，并据此穷究炮制“求情公函”相关官员的责任。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