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反叛群类称为“垮掉的一代”，不管有没有其他的因素，这实际上是一个概念偷换，“垮掉的一代”只是一小撮文学青年，不过因为这一小撮对后来的叛逆文化和行为有巨大的影响，所以概念转换大约还是可以成立的。
我不太赞同这个错位的概念互换，美国的“周礼”之所以受到颠覆性的冲击，应归功于声响更大的叛逆声音——摇滚乐，虽然他们深受“垮掉的一代”指引，如鲍勃·迪伦和披头士。再往前追溯，可以追查到尤萨林（Yossarian）那里。尤萨林何许人？尤萨林是真实的人，他生活在《第二十二条军规》里。
在约瑟夫·海勒发现的《第二十二条军规》里，法律是至高无上的，“人们有权利做任何不违犯法律的事情”，但是不是违法由第二十二条军规决定，那么，那是个什么样的规定呢？根据法律没必要告诉你这是什么样的法律，根据什么法律？根据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是精神家园。人们的行为呢？尤萨林们在和德国人打仗，而米洛成立了辛迪加联合体，股东包括敌对的德国人。根据法律，米洛有责任保护股东的权利，即使他们是杀美国人的德国人，打仗归打仗，交易归交易，这也是根据法律。尤萨林疯了，他坚信第二十二条军规根本不存在，于是他“滥用自由、独立等等传统权利，从而危及到这些权利本身。”这是海勒展示的现实社会，道德、文化、甚至价值体系，都处于制度化的疯狂之中，只有疯子才能逃离，然而如果你认为自己疯了，那就说明你没疯。
《第二十二条军规》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故事，成书于1961年，正是叛逆的年代。书中尤萨林可以逃离那个疯狂的小岛，现实中却没有人可以逃离异化的社会，出路只有反叛。
那个年代的叛逆思潮和运动充斥着对平等、自由和个性的混乱追求，催生了 “我有一个梦想”（马丁·路德·金1963年）和后来的反战运动，给旧制度带来极大的冲击，颠覆了旧有的文化，使社会变得更宽容，为乔布斯们后来的胡思乱想提供了肥沃的土地。
1955年出生的乔布斯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从他判读世界开始，就被泛滥的叛逆文化覆盖，在传统和现实的矛盾中长大，成为一个复杂的集合体。他痴迷地喜欢反叛的鲍勃·迪伦、抽大麻；为了标新立异，不仅自己独立特行，而且自己的产品也要有“个性”，拒绝兼容；为了摆脱控制，“从不喜欢给苹果产品加上开关”。他甚至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到极端：为了个人的意志限制他人的自由，他是那么的钦佩日本的“纪律意识“。他蔑视索尼那般的权威，是前卫的引领者，却又执著于禅宗……但尤萨林们留下的遗产包容了他。他认为课程没意思就退学，可以，却还想听喜欢的课，也可以。他想要零件，Burroughs公司的“尤萨林”就用航空包裹寄给了他。如此种种，乔布斯既可以胡思乱想，又可以“胡作非为”。尤萨林们不经意间就把陈寅恪梦寐以求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带到了乔布斯们的身边。
客观地说，重构的美国文化给了后来者很大的思想空间，使旧时的麦田和棉花地长出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植物”，像佩奇(Larry Page)、扎克伯格（Mark Elliot Zuckerberg）等等。因为没有精神层面的抑制，他们可以在无际的精神世界撒欢，因为现实的包容，他们可以把“荒诞“的计划付诸实践。反过来，如果是传统的循规蹈矩，是学校的按部就班，会培养出这些叛逆的狂徒吗？
说到这里，我想起关于本国一个城市的故事。那个城市准备花5000万元培养50个乔布斯。“远大计划”有点疯狂哦，不知道乔布斯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估计不会有，因为乔布斯说到苹果团队时偶尔表露出来的意思是：“但是，我的团队都是一群白痴。”有时候他也认为自己就和白痴一样，试问白痴如何会妄想培养天才呢？当家的也许知道柴米油盐就很不错了，历史上还从来没出现过根据官方计划培养出来的天才，有序的计划只会磨蚀那些出格的狂想。如果当家的渴望乔布斯，就必须先考虑好，因为他们几乎都不“听话”，他们只喜欢在广阔的野地上疯跑。
荒芜的草原上，带刺的牛蒡自己会长出来。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