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到某地出差，与当地官员聊到《中国青年报》曾经的一篇报道。报道批评的是当地企业压低烟草收购价格，让烟农苦不堪言的现象。据称报道见报后，在当地官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当地出台了一系列措施治理了这种坑农现象，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受益的烟农们至今都非常感谢那篇报道。
当地官员跟我说，那篇报道出来后，当地压力非常大，虽然后来的整治让地方财政少收了数千万元，但烟农得到了实惠。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烟农们的愤怒，让他们看到了危机。当年的瓮安事件，犹在眼前，瓮安事件正是被坑的胶农们的声音得不到重视，企业坑农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政府部门站在企业一边，于是矛盾越积越大，最后演变成一场危机。媒体的报道是一个及时的提醒，假如不解决媒体提出的问题，而是去“问罪”提出问题的媒体，虽然可能会一时赢得“面子”，却会给当地埋下定时炸弹。
这位官员的坦诚，让我很感动。能超越眼前的利益，看到长远的危机，并以善治去避免危机，中国多需要这种清醒的官员啊!
说到危机感，似乎每个官员都有，它写在他们忧国忧民的脸上，表现在他们充满忧患意识的话语中。比如，两会代表委员对社会问题的讨论中，还有各级官员的回应中，就充满对危机感的清醒描述：假如不解决养老保障的问题，未来很多老人将面临无处养老的危机；假如不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解决留守儿童的问题，将造就无数个问题少年；假如不正视政府公信力不断流失的问题，问题很可能不可收拾；假如不去解决应试教育的问题，被毁掉的又将是一代人；假如不解决环境污染问题，中国将面临着“一边开宝马一边喝污水”的悲惨境地；假如不反腐败，我们就可能如何如何。私下里与各级官员聊天时，他们表现出的对社会问题和国家未来的忧患感就更强烈了，表达也更加尖锐。
认识不可谓不深刻，言辞不可谓不恳切，不过说实话，对这种危机感，我总抱一种怀疑的态度，担心它仅仅停留于浅层的话语上，停留于宣示性的口号中，缺乏源于内心的对未来理性判断所产生的深层次的压力感。很多体制的弊病和人性的惰性，使政府和官员缺乏真正的危机感。
其一，它源于任期制下的短期行为。一些官员并非不知道地方社会问题很严重，但他们有一种盲目的自信，觉得自己的任上不会出问题，或者说尖锐的矛盾不会爆发在自己的任期中。他们有官场上自下而上习惯性的维稳之策，能将那些潜在的冲突和矛盾往后推，在“不出问题就是政绩”的认知下，把问题推给下一任。他们迷信摆平的力量，习惯纸中包火，由下任那个倒霉蛋去收拾那个烂摊子。这样的短期行为，不仅不是在竭力化解危机，而是在掩饰和维稳中酝酿着更大的危机，让问题的炸弹在官员间不负责任地击鼓传花。
其二，“狼来了”的懈怠和温水煮青蛙中，危机不断累积。虽然一些官员带着“危机就在眼前”的忧患意识，但整天喊着“存在危机”、“问题不小”、“不解决就会导致危机”，却没有实质性的改革行动，久而久之，就成了一句口号。成了口号后，起码在官场上就没人当真了，而是一边喊着“危机”，一边醉生梦死。
其三，危机是国家和社会的，个体对此缺少真正的认知。很多时候，危机是整个社会的危机，是公共利益和群体利益的危机，这就容易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中。教育不改革，会毁掉一代人，这跟官员个人有什么关系呢？养老问题不解决，未来很多老人可能连一张病床都没有，但这跟官员个人有什么关系呢？既有体制下公益与私益的疏离，使政府和官员对此缺乏一种直接的利益压力感。一些官员不仅不会从这种危机中损失什么，甚至借种种漏洞、利用危机去谋私利。就拿环境污染来说，上马那种污染工程，真的是“要钱不要命”，可钱被一些政府和官员要走了，要的却是老百姓的命。社会危机的代价和成本让别人承担，这种失衡的代价与收益分配下，难以有真正的危机感。
最后，改革缺乏来自民众的压力，虽然问题重重，弊病每个人都看得见，可公众使不上力，问责乏力，改革缺乏一种来自利益相关者的驱动力，这也使得弥漫于社会的危机感缺乏行动的力量。
正因如此，我对那些能突破眼前利益的诱惑、正视舆论监督并努力解决问题的官员充满敬意，他们真正明白“宁要微词，不要危机”的道理。在一些地方发生群体性事件后，他们没有当围观看热闹者，而是看到了本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并努力化解这些问题。他们明白，问题终究是绕不过去的，作为既得利益者，不顺应改革潮流，终将会一无所有。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