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下午，重庆工商大学发生一起数百名教师集体维权事件，一度至少有300名教师聚集在该校一处校门高唱国歌，引发学校内外一片哗然。据悉，导火索为校领导层试图强行通过新的绩效考核实施方案(审议稿)，该实施方案被指对一线教职工存有严重歧视而更倾向于行政人员，“缺乏对一线教职工的应有尊重”。（3月18日《南方都市报》）
一直以来，高校教师都是备受尊敬的职业，属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可如今，重庆工商大学的教师们却也不得不加入“维权”行列，这正印证了那句话，“在缺少公正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弱者，都是潜在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难怪在舆论场上激起如此强烈的反响。
从表面上看，此番重庆工商大学教师的集体维权，为的是反抗不合理的绩效考核方案，维护自身的经济利益。毕竟，国家标准早就明确，教授的岗位津贴相当于正处级，副教授相当于副处级，凭啥到了重庆工商大学，正教授的薪酬就仅比正科高1000多元，甚至远远低于副处呢？但往深里细究，这其实还反映出一个到底是“行政人员治校”还是“教授治校”的道路、理念冲突问题。
近些年，伴随着中国大学的整体性衰落，“教育行政化”的弊端已经显露无余，而“教授治校”的呼声则越来越高。从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学生是老虎，教授是神仙，校长是条狗”的表态，到南科大对“教授治学、学术自治”的坚持探索，“教授治校”越来越被公认为高校改革的方向。事实上，这不仅是一个重大事务“谁做主”的问题，更涉及“如何决定”的程序议题。相对来说，“行政人员治校”更习惯通过“一级听一级”的行政命令方式下达决定，哪怕这些决定存在严重失误和不公，而后者则更倾向于民主决策。
从重庆工商大学这次的“绩效方案风波”看，无论是方案制定初期“每个系分发一本，没有电子版，也不让复印”的刻意神秘，还是表决时校方领导“在工作人员统计尚未结束之际，即宣布该实施方案获得通过”的程序不当，以及教职工代表70%是处长或副处长，接近40人的代表团中只有4名一线教师代表的“席位不公”，均表明该校管理层更偏爱行政主导的“治校模式”。这其中既有管理惯性和权力恋栈的原因，也与时下的教育大环境有关。
改变这种现状，既需要教师们身体力行的维权抗争，更离不开制度层面的“简政放权”。李克强总理日前在谈及转变政府职能时说，“社会可做好的，就交给社会”，我想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教育领域。因为要想实现“教授治校”，首先必须教育部门向高校放权。如果高校不能自治，还得应付没完没了的教学评估，那么高校行政人员势必继续大有用武之地，收入、地位高于教授也便不足为奇。问题是，这些“比触动灵魂还要难”的利益改革，究竟应该由谁主导？动力又在哪里呢？
（责任编辑：周姗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