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4日发生在兰考的一场大火将“中国式好人”袁厉害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这名24年来收养了超过100名弃婴的农村妇女正面临一场信任危机。据《人物》杂志报道，袁厉害不仅将收养孩子分成不同等级区别对待，而且还为自己和家人自建或购买过超过20套住宅。(2月6日《燕赵都市报》)
这出“反转剧”令人猝不及防。原来，袁厉害压根就不是“好人”，而是“劣迹斑斑”。《人物》杂志也干脆把袁厉害成为“厉害女士”，可见立场之鲜明。作为媒体的基本职责，理应客观公正，立足于事实真相而无需顺应“正能量”的渲染。因此，《人物》杂志“上演”的这出“反转剧”，虽然于“杂志”而言，必定带来极大的“收视率”，但只要能用完整的事实作依据，严密的逻辑作推理，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也就无需揣摩它的其他目的了。反之，在这个功利无比的年代，需要媒体用各类正能量的报道，顺应公众的内心召唤，以证明这个时代良知未灭，甚至世界充满爱的道德“救赎”时刻，若非铁证如山，何不让“善”多行一步——尽管，“反转剧”更能吸引观众。
一个月前，《新华网》发文《没人有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文中强调“批着外表颐指气使容易，身体力行却相当不容易。我们谁都没资格对袁厉害说三道四”。这至少肯定了首先“要好好想想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尽快确立儿童福利的概念”的迫切性，认识到“体制性缺陷会永远存在，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更需要‘人’来补缺”的不争事实”。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不能用事实真相来颠覆袁厉害这个“中国式好人”，但要“颠覆”这种已经形成的“正能量”，是要拿出无懈可击的事实依据，并证明其因果关系，才能让人“恍然大悟”。而不应该“颠覆了公众对袁厉害此前的印象，却又有点语焉不详”。事实上，“报道在下结论的地方却又有些凭空臆测成分”。《人物》杂志的通篇报道，在写法充满了暗示性，却又没有给出相关证据。更重要的是，报道所收罗的关于袁厉害“劣迹”，究竟与她的“行善”之间能形成什么关联?
对此，有评论认为：报道即便属实，其实也无碍于袁厉害的善举、无损袁厉害的形象。存善念、行善举，袁厉害收养百余名弃婴，这是不争的事实。谁也无权规定，做善事必须一贫如洗，袁厉害的房产与收养弃婴是两码事。不少人总认为一个人做好事就不能讲回报，行善举就得大公无私，越穷越光荣，越贫瘠越能占据道德高地，这是一种误读。再说，袁厉害做生意，乃至于运用名声帮人讨债、协调纠纷，何罪之有?至于她与当地政府部门存在互助默契，只要不违法也无可厚非。
那么，在证据不足，或者说罗列的“证据”还无法否定袁厉害的善举的情况下，急于扳倒一个有着弥补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作用的，能反衬出当地相关部门不作为的“人物”，除了具有极大的“新闻”价值外，几乎看不出什么积极的社会意义——因为，这毕竟是关于一个儿童福利体制性缺陷，并促使尽快确立儿童福利概念的契机。颠覆袁厉害这个“中国式好人”，不仅有关其本人的声誉，而是可能会因此失去制度自咎，因而使得制度完善的机会。
（责任编辑：武晓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