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披露的2012年国际收支情况显示，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1173亿美元，为1998年以来首次出现逆差，且除第一季度外均呈现逆差，而2011年为顺差1861亿美元，引发一些人对资本流出的担忧。其实，这是对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经常项目、资本与金融项目“双顺差”的纠偏，无须过虑。当前，应利用经常项目盈余的有利时机，鼓励企业勇敢走出去。
长期以来，我国资本“走出去”和“引进来”发展极不对称，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严重滞后于FDI。这导致我国虽然拥有庞大的外汇储备，但投资收益竟是逆差。截至2012年9月末，我国对外金融净债权为1.8万亿美元，而2012年收益项目为逆差235亿美元，主要原因是我国资本走出去与引进来结构不匹配。我国对外投资以公共部门主导的债权投资为主，投资收益较低，在3%左右，而FDI以股权投资为主，投资收益高达6%左右。
应该看到，在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改革、外汇储备基本稳定后，如果经常项目顺差，必然形成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虽然目前贸易顺差足以弥补投资收益逆差，但在产能过剩和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的大背景下，加快资本走出去显得比较紧迫。
一方面，受全球经济放缓、国内要素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我国出口增速大幅放缓，产能过剩矛盾激化，成为压制我国经济的重要因素，而加快资本走出去有利于解决产能过剩问题。
另一方面，我国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未来养老金支付面临较大挑战。数据显示，2012年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亿人，为很长时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另据测算，2015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增加到16%。借鉴发达国家经验，较大的对外资本存量产生的投资收益将成为养老金、财政赤字的重要来源。
因此，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利用目前贸易盈余仍然较大的有利时机，加快资本走出去。
首先，必须意识到鼓励实施资本“走出去”的重大战略意义。随着我国要素禀赋发生变化，为了实现可持续性发展，必须大力发展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有效配置资源，完成 “出口大国”向“投资强国”的角色转变。
其次，对外投资需要因地、因时制宜。应以完善产业布局、提升竞争力为切入点，提升海外投资的战略意义和效益。在地域上，选择要素禀赋具有比较优势的区域。如在发达国家建立研发中心，在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投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时点上，需要与国内发展阶段相契合。如国内劳动力成本较快上升阶段，对外投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当重工业逐渐面临资源、能源瓶颈时，对外投资以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主。
最后，产业资本应与金融资本结合。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离不开国内金融资本的支持。目前国内金融机构国际化程度、服务能力尚不足以支持产业资本在海外扩张，无法满足企业走出去的资金需求，需要迫切解决。此前，国家外汇局专门成立了外汇储备委托贷款办公室，既为我国金融资本帮助企业走出去作了重要尝试，又有利于实现外汇储备多元化和保值增值。这样的探索应该更大力度推进。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