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2月17日，台北台湾银行金库的藏金。圆桶外的封条上有“金圆券准备金”的字样，这是国民党政府国库黄金运台的最有力证据。
核心提示：一份资料说：当年蒋介石携700万两黄金跑到台湾。根据我的研究，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应该是350万两的黄金，其他是价值350万两黄金的白银和外汇。抗战爆发前，中国的黄金储量也从未到达700万两；抗战胜利后，据公开的数字，黄金储量已不到600万两——当然这个数字是否准确也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挖掘。
1948年底，预感到将要失去大陆的蒋介石，开始有计划地将国库黄金运到台湾。由于种种原因，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黄金运台之事一直处于秘而不宣的状态，它流于各种野史中，却极少见于正式史料。
一个偶然的机会，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医学院教授吴兴镛开始了这段复杂而艰涩的调查。吴兴镛的父亲吴嵩庆曾担任国民党军财务军需署长15年之久，从表面上看，他的职位并不高，但是这期间所管理的军费在国民党政府总预算中最高曾占2/3以上。此外，在国民党政府最艰难时期（1948～1949），国库大半资金也暂时由他与中央银行共同监管。吴兴镛的调查，让我们得以看清60多年前，一段颇为特殊的历史事件。
口述◎吴兴镛 主笔◎李菁
浮出水面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美国留学，每年放假回台湾，我都去书摊上看看。我在台大读书时，有一位同班又同寝室的好友叫王尚义，他的妹妹王尚勤与李敖相恋并生下一女。王尚义是位才子，可惜早在1964年便去世，所以有时我会翻看被称为“文化太保”的李敖的书，也想看看有没有关于王尚义的故事。
有一次，我在书摊上随手翻看李敖编著的《蒋介石研究》一书，竟然在书中发现了一张我父亲的肖像，文章称我的父亲吴嵩庆为“蒋介石的总账房”，让大家“别忽略这个人”，还说吴嵩庆是除俞鸿钧（注：原国民政府中央银行行长）之外，另一位在1949年前后“盗窃”大陆国库资金运到台湾的重要人物。
李敖的文章让我意外之余，也有一些好奇。不过，那时候我的精力在自己的医学上面，对父亲的事情没什么兴趣。另外，黄金运台之事，在台湾一直是个禁忌话题，父亲在家里也从来不谈公事，所以我压根儿没有想过向他核实李敖书中所说之事。
1990年，我在洛杉矶的朋友陆铿恰巧也在台北，有一天我请他到家里吃早餐，介绍他跟我父亲认识。陆铿以前曾任职国民党《中央日报》采访部主任，对国民党的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告别前他突然问我父亲：“可否请教一下吴老先生有关上海‘沦陷’前中央银行黄金运出的过程？”父亲迟疑了一下，但马上断然回答：“此事我不清楚。”
1991年9月，90岁的父亲在台北去世。父亲生前有记日记的习惯，父亲保留下来的日记，从1946年一直写到去世的那个星期。91岁的母亲将父亲留下的日记都交给我，让我带回美国。父亲是一个本分的公务员，他在日记中很少点评政治，也很少涉及私事或个人情感，只是忠实地记下每天的工作。
父亲的这些日记带回来后，我也一直无暇顾及。只是留意看了一眼，我当年离台赴美国的那一天，父亲是否记了什么，结果很失望，除了照例记录一天的公事外，一点也没提送我上飞机的事情。
1996年，是父亲去世5周年，台湾《传记文学》邀我写一篇关于父亲的纪念文章。这时，我才开始仔细翻阅那些日记，我也渐渐意识到，父亲曾经经历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我写的《家父吴嵩庆将军逝世五周年纪念》一文发表后，还引起一些轰动，大陆的《参考消息》也转载了有关这篇文章的消息，外界普遍认为，这是这么多年来，两岸第一次正式提及黄金运台事，这些反馈也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此后，除了继续搜集资料，我也开始有意识地寻访父亲的老朋友、老下属。
2008年7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中心公布了蒋介石1946～1955年的全部日记。得知这个消息，我几次从洛杉矶驱车赶到旧金山去看这批日记，没想到在里面发现了非常关键的资料，之前很多的推测也得到了核实。蒋介石的这批日记里多次提到了“吴嵩庆”，也就是我的父亲，每次日期都与我父亲的日记里的日期相吻合。在此之前，无论是父亲的日记，还是我走访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都是零散的、枝节的，蒋介石的日记让我看清了黄金运台的整个大脉络，就像一幕剧一样，剧情一下子就清楚了。
（责任编辑：侯彦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