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竞争下的安全之危

2010年05月27日 14:08   来源:解放日报   李志青

  ●在治理和应对能源安全事故时,还需从长远出发,立足全球经济转型,改变能源竞争格局,坚决推进低碳发展战略。如此,人类才会真正拥有窗明几净的那一刻。

  本周,美国内政部长萨拉查将向白宫递交有关英国石油公司漏油事故的报告,之后美国政府将决定是否重新发放海洋石油开采许可证。此前,美国政府已经宣布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和阿拉巴马州为“渔业灾难”状态,这三个盛产海产品的州受到了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严重影响。

  现在,各国虽处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阶段,但在当前的能源资源开采利用中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那就是安全问题。据统计,在高度重视安全保障的美国,每年也有数十人葬身于能源的开发过程中,特别是近期美国还出现了安全事故集中爆发、数量有所上升的趋势。比如,今年4月就分别发生了蒙特科尔煤矿的爆炸事件和墨西哥湾原油泄漏事件,分别造成25人和11人死亡,后者还对美国近海海域造成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环境破坏。

  如果说以前我们还往往习惯性地以监管不到位、技术低下、缺乏社会责任等理由来解读矿难频发的现象,那么现在当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里同期集中出现矿难事件时,我们就很难再以一般性的理由来加以解释了。实际上,矿难背后所折射的是全球能源竞争下的经济驱动和脆弱环境。

  在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以油、气、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在全球范围内仍属于高度稀缺资源,不仅其蕴藏总量难以维持人类的长期发展,而且其分布结构还极不均衡,在生产和消费上极为不对称。与此同时,从需求上来看,随着经济的增长,世界各国对于能源的总体需求还在不断增加。在供需矛盾下,对于能源的争夺自然成为各国的工作重点。尤其是各主要能源消费国,他们一方面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手段加强对海外全球能源矿藏的控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兼顾开发国内油气煤资源,以缓解海外扩张带来的巨大国际压力。

  以美国为例,就在油井泄漏事件之前,奥巴马政府刚刚放行了一个近海油井开发项目,并准备接下来批准更多的油井项目,其意图便在于逐步减少对外石油的依赖度,以便更好地从政治、经济和军事上为伊拉克、阿富汗等地的撤兵作准备。

  在此背景下,一方面是供求矛盾导致能源价格的居高不下,另一方面是能源消费大国加速国内能源的开发开采进程,这必然使能源行业承受着来自经济和环境的双重压力。经济上,能源销售价格逐步攀升给能源开发和开采带来强大的经济驱动,尽管可供开采的能源资源矿产其水平位置逐年下探,但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大能源公司不惜成本,不断提高开采水平,致使开采难度越来越大,直接增加了开采的各种事故风险。环境上,随着开采的深入,人类征服自然的生产水平无限接近生态环境所能承受的压力极限,在科技尚未厘清生态环境系统的奥秘之前,一旦这个极限被突破,脆弱的生态环境将就此崩溃,依附于脆弱环境之上的能源开采业者便将遭受灭顶之灾。就以上而言,在经济驱动和环境压力下发生的环境破坏和污染事件,只不过是通过矿难的形式加以表达。据此可以推断,只要一刻不解除经济驱动和环境的双重压力,矿难之类的事故便将不断重演。

  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除矿难之危,唯有真正改变全球能源竞争格局,如此才能釜底抽薪地根除高悬于能源矿藏之上的经济驱动和脆弱环境双重压力。

  一则,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借助气候环境立法,大力发展绿色新能源。如果新能源可以在可预见的时期里形成对传统能源的有效替代,必将提高传统能源资源开发利用的机会成本,使传统能源不仅在经济上失去优势,而且在环境上也无便车可搭。相信,在近期的矿难事件后,各国都将考虑进一步推动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法律和政策措施,美国的气候法案将获得更多的支持,而中国近期在节能减排上的政策措施也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将在 “十二五”期间继续提高新能源发展速度的趋势。

  二则,从生产和消费方式上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包括节能产业、传统能源的清洁高效利用等。这将从能源需求的角度来推动传统能源市场结构的变化,低碳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不仅意味着新能源的长期开发利用,更是强调在现阶段减少经济增长的能耗水平,实现能源需求零增长或负增长下的经济可持续发展。这将有利于减轻短期内经济增长对于传统能源开发利用的压力,缓解市场中的供求矛盾。

  三则,为了有效推进新能源和低碳经济发展,各国应继续推动相关气候变化国际公约的制定和签署。实际上一些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在能源利用模式上较为相近,都属于 “高排放”国家,在发展低碳经济上属于 “利益共同体”,因而更应该联手推进气候变化国际公约进程,从根本上使传统能源在市场上进一步边缘化,削弱其经济驱动力和对环境的危害性。

  总之,在治理和应对能源安全事故时,还需从长远出发,立足全球经济转型,改变能源竞争格局,坚决推进低碳发展战略。如此,人类才会真正拥有窗明几净的那一刻。

  (作者为复旦大学环境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

(责任编辑:侯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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