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中国在步入“刘易斯拐点”时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和迂回性，但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劳动力供求转变、用工成本上升将是必然趋势。从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立足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前瞻性地为劳动力驱动型的增长找寻有效的替代方式。
1978年以来，中国依靠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双轮”驱动，并充分利用“人口红利”和劳动力充裕的比较优势，实现了经济总量持续高速增长的“中国的奇迹”。然而，在国内外经济格局大调整的背景下，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某些因素正在或即将发生转变，例如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调整导致中国必须直面经济发展进程中的“刘易斯拐点”。从谋求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看，我国必须立足于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结构优化，前瞻性地为劳动力驱动型的增长找寻有效的替代方式。
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是否已经来临？
在发展经济学中，“刘易斯拐点”是由阿瑟·刘易斯在讨论二元经济结构转化中提出的，其内涵是：二元经济结构转化是一个劳动力在维持生计部门(以传统农业为代表)和现代部门(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代表)再配置的过程，而此过程的连续推进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从“无限供给”转为“有限过剩”，而劳动力工资也必然会从“相对稳定”变为“显著提升”，上述农业劳动力供求关系和工资水平的转变即为“刘易斯拐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通常对劳动力优势有较高依赖，因此，“刘易斯拐点”对经济发展就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学含义，它不仅表明劳动力资源、劳动力市场格局发生了显著转变，而且暗示着要素相对价格、产品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形态进入新的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人口红利”特征极为显著，劳动力资源、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农民工的低工资也成为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迅速崛起的先决条件。然而，在新的发展阶段，人们需要追问：当前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及工资水平是否发生了转变？中国是否已经不可逆转地进入到“刘易斯拐点”阶段？对此，学术界存在分歧。
分歧导源于中国经济的复杂性、结构性以及对时间段的不同理解。在静态背景下考虑到当前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在动态背景下考虑到农业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析出效应，则中国在短期还会保持某种程度的劳动力优势。同时，通货膨胀预期会诱发劳动力工资的上涨压力，用工成本上升似乎不能完全归于劳动力供求关系出现逆转。然而，考虑到发展中的长期性和结构性因素，则即使中国当下尚未进入“刘易斯拐点”阶段，但已经不可逆转地逼进劳动力供求平衡、真实工资渐趋上升的新格局。原因是：在供给层面，由于居民生育行为的明显转变，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呈现出逐年下降态势，而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与非农化需求的“脱节”程度趋于拉大。在需求层面，经济持续增长导致国内资本急剧积累，而经济全球化又导致大量域外资本流入，资本累积和市场化改革深化将导致对劳动力需求渐趋增大。在真实工资层面，劳动力价值是由劳动者维持自身和家人生活需要以及参与教育培训等开支决定的，随着社会发展，劳动者的生存、发展和享受资料在渐趋拓展，其真实工资水平也必然会面临着不断提升的压力。基于此，尽管中国在步入“刘易斯拐点”时具有长期性、结构性和迂回性，但在经济增长的背景下，劳动力供求转变、用工成本上升将是必然趋势，这种趋势可以从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发展历程得到证实。
二、“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国走向和逼近“刘易斯拐点”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此趋势会引致要素禀赋、产业结构和增长方式等领域的连锁反应。为此，必须以关联性和系统性为基准，评估“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意蕴。从挑战的角度看，“刘易斯拐点”暗示着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尽管中国的劳动力工资相对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有比较优势，但相对于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优势可能会逐渐丧失。由此出发，中国依靠劳动力充裕和廉价所形成的出口竞争力将会下降，中国依靠出口主导、劳动密集使用和传统制造业来驱动增长的方式也将遇到挑战。
然而，“刘易斯拐点”带来的并非都是负面影响，如果中国能够立足长远、未雨绸缪、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则“刘易斯拐点”完全可能通过“倒逼”机制产生积极效应，并由此开启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发展的新时代。其积极效应主要表现在：
其一，收入分配效应。伴随着劳动力供求关系的逐步转变，劳动者在工资和薪酬谈判中的话语权渐趋增强，其剔除物价因素之后的真实收入将持续快速增长，这必将会对缩减中国的劳资差距、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产生积极意义。在劳资差距层面，劳动者谈判能力的增强和真实工资的提升，会改变劳动者报酬在经济总量中占比持续降低的不利态势；在城乡差距层面，农民工真实工资提高将连同家庭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共同构建农民收入持续增长、城乡差距逐渐收敛的长效机制；在地区差距层面，东部地区的用工成本上升，会导致更多的企业通过产业梯度转移来调整空间布局。
其二，内需刺激效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投资-出口导向的特征，投资驱动面临着资本供给约束、资本边际报酬递减和资本产出转化为消费的挑战，而出口导向导致中国经济对域外经济高度敏感。为了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促使发展成果充分转化为国内居民的福祉增加，中国急需将投资-出口主导的增长方式转化为国内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主导的增长方式，实现这种转化的前提是居民收入在连续、稳定地增长。在此意义上，“刘易斯拐点”伴随着劳动者真实工资的持续提高，考虑到劳动者的群体数量和消费函数，则其工资和收入增长无疑会为国内需求启动、发展动力转化提供有力支持。
其三，创新激励效应。增长理论强调经济增长取决于要素供给和要素组合效率，而产品、技术、市场、组织和制度等多元创新是决定要素组合效率的关键因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和微观企业均有着过度使用要素(尤其是劳动力要素)、要素组合效率贡献度偏低的特征。在“刘易斯拐点”逼进情形下，企业依靠劳动密集使用来形成竞争优势的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企业必须改变要素组合才能增强核心竞争力，技术、管理等层面的创新必将成为企业的自发选择，而国民经济也将随之从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阶段转向要素组合效率提升的“集约”阶段。
其四，结构优化效应。国际经验显示：经济发展通常就是产业结构持续调整升级的过程，即产业之间从“一二三”到“二三一”再到“三二一”，产业内部从劳动密集到资本密集再到技术知识密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与工业化率不断提高、特别是传统制造业急速发展紧密相关的，在劳动力充裕且廉价的背景下，选择传统制造业来开展国际贸易、驱动经济增长是理性选择。然而，在“刘易斯拐点”逼进的背景下，我国各地区、尤其是东部的劳动力资源越来越难以支撑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据此，我国在加快产业梯度转移来维持“世界制造中心”的同时，必将更加积极地发展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依靠产业结构的高度化来舒缓要素供给压力、提升国际竞争能力。
三、充分挖掘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新动力源泉
从理论推演和国际经验来看，中国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刘易斯拐点”阶段。既然劳动力供求和工资转变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因此，讨论“刘易斯拐点”可能需要超越短期内是否“来临”的思路，而更加凸显对长期内如何“回应”的思考。劳动力供求和工资转变对中国经济既有负面影响、也有积极效应，负面效应的规避和积极效应的获取均不是自发完成的，而是需要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并付出持续而艰辛的努力。惟其如此，才能在“后劳动力无限供给时代”构建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源泉：即更多依靠居民消费需求、要素组合效率、产业结构优化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坚实基础。为此，就需要：
第一，提高资本市场运行效率，为要素优化配置提供有力保障。资本对土地、劳动等要素具有“黏合剂”功能，而这种功能发挥取决于直接和间接融资市场的运行效率。我国以股市为主的直接融资市场和以银行为主的间接融资市场运行效率已有提高，但仍有持续改进的空间。未来必须在规模上扩充两类市场的融资体量，在层次上凸显资本配置对成长性和赢利性的倾斜，淡化资本配置中“行政干预”的色彩，降低按照“产权身份”分配资源的程度，为具有盈利前景且能创造就业的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有利的资本支持。
第二，着力改善企业营商环境，为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在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前提下，企业在“倒逼”机制下应转向产品创新和产业升级，而企业的这种转变有赖于公共产品提供和营商环境改善。为此，中国需要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融资难”问题，降低民营企业进入高盈利行业的进入壁垒，关注人民币比值变动对企业盈利性的影响，综合采用土地、财税、金融等政策为企业发展提供支持。从企业创新的推进流程出发，政府有必要大力投资“公共品”特征显著的基础研究，搭建产学研相互转化和无缝对接的有效平台。
第三，拓展教育和培训渠道，努力提高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含量。在“刘易斯拐点”逼近的背景下，决定经济发展的将不是劳动力的数量和规模，而是劳动力的素质和质量。由此，中国必须坚持教育优先的理念，采取多元化方式拓展教育和培训渠道，例如：针对职业教育发展相对滞后的情形，我国必须立足于产业结构的需求，采取倾斜性举措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为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提供人力支持；同时，针对劳动力供求可能存在的“对接偏差”，可以采用终身教育、在岗培训等方式持续积累人力资本。
第四，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夯实“共建共享型”发展机制。中国经济发展源于包括劳动者在内的众多社会成员，发展成果也应惠及包括劳动者在内的诸多社会群体，只有“共建共享型”的经济发展才是正义的、持续的、具有内在稳定性的。在“刘易斯拐点”逼近的背景下，我国应摈弃将劳动力单纯视为“工具”的思维，而更多从居民福祉提升的“价值”角度思考问题。为此，未来我国应依靠企业工会和农业专业性合作组织来增强劳动者的议价能力，切实完善城乡基本养老、基本教育、基本医疗和基本住房的社会保障体系，针对农民工和农村留守群体，更要基于公共财政配置相对均等化来加大社会保障供给力度，以此形成经济社会发展的持续性动力源泉。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系副主任)
（责任编辑：年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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