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仅关心GDP的数量,更关心GDP的质量,不仅关心GDP的总量,更关心GDP的人均。即使刚刚被我们超越的日本,人均GDP也至少是我们的10倍。
中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这则消息并未引发国人特别的欣喜。因为人们不仅关心GDP的数量,更关心GDP的质量,不仅关心GDP的总量,更关心GDP的人均。即使刚刚被我们超越的日本,人均GDP也至少是我们的10倍。世界银行去年4月10日的报告称,按照国际标准,中国仍有2.54亿人口每天的消费不到1.25美元,9000万人口每天的消费不到1.08美元,就贫困人口论,中国仅次于印度,居世界第二位。
然而,我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民间,早已跃居奢侈品消费世界第一大国;在官方,则是不顾质疑与非议,毅然决然地致力于形象工程和烧钱竞赛。亿万档次的“临颖白宫”、“蒲县鸟巢”、“赣州钟塔”似乎已经过时,千亿规模的“恐龙项目”不便多说,一些地方当局打着文化、生态、旅游等名义的百亿项目,不由分说地隆重登场了。武昌首义古城文化区,山东龙口人工岛群,株州“全球华人炎帝文化景观中心”,“半日看尽三千年”的西安古城墙,甚至一个年财政收入只有6.5亿元的正定县居然要斥资150亿元恢复古城风貌。
历史的教训中往往能看到现实的影子。有隋一代,刚刚摆脱了南北朝百年战乱,经过20年励精图治,民丰物阜,国力大增,成就了著名的“开皇盛世”。一些人马上豪华贯项,铜臭熏心,急不可耐地要展示财富了。大业六年(公元610年),“诸蕃酋长毕集洛阳”,并“请入丰都市交易”,大批外国政要和商界领袖齐集中国东都,场面“那是相当壮观”。蕞尔蛮夷小邦,汇聚华夏上国,无论如何是不能丢“面子”的。为了保障这一盛大外事活动,当时的统治者杨广,一方面要求加强“硬件建设”———“整饰店肆,檐宇如一,盛设帷帐,珍货充积,人物华盛,卖菜者亦藉以龙须席”;并“于端门街盛陈百戏,戏场周围五千步,执丝竹者万八千人”,以致于“声闻数十里,自昏达旦,灯火光烛天地”。当然,钱也不会少花,“终月而罢,所费巨万”。另一方面,注重“软件建设”———“胡客或过酒食店,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不取其直,绐之曰:‘中国丰饶,酒食例不取直。’胡客皆惊叹。”也有一些不怀好意、得了便宜又卖乖的外国人,见首都大街处处“以缯帛缠树”,居然说什么:“中国亦有贫者,衣不盖形,何如以此物与之,缠树何为?”可惜的是,京城百姓缺乏应对经验,竟然“惭不能答”。
可以想象,即使在“开皇盛世”结束不久,也不会如史家吹捧的“人物殷阜,朝野欢娱”而“共同富裕”,“中国亦有贫者”更加符合事实。将外国人的吹捧一概当作“奖章”不智,将外国人的批评一律视为“恶意”也不好。如果正视老外符合实际的意见,在国家治理、地方发展方面,少些靡费,多点俭约,少点不急不实之务,多点公平透明措施,这样的批评,并非无益。
比重有大小,程度有轻重,正因为“中国亦有贫者”,于是发展才是“硬道理”,而项目投资、工程建设则是发展的内容之一。近期各地纷纷上马的“百亿项目”之所以受到质疑与非议,正是因为这些动辄百亿的巨额投资,忘记了“中国亦有贫者”的国情,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偏离了社会公平的取向。杨广执政十几年,劳民伤财,大兴土木,无视民瘼,奢华无度,上一代留下的那点“盛世”家底,很快被这个“败家子”洗荡一空。代隋而起的秦王李世民,在率军攻破洛阳城门时,看到杨广豪华的“形象工程”,感叹道:“逞侈心,穷人欲,无亡得乎!”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刚刚执政的李世民告诉侍臣:“自古帝王凡有兴造,必须贵顺物情。”从前“大禹凿九山,通九江,用人力极广”,为什么没有人怨恨呢?“物情所欲,而众所共有故也”;而“秦始皇营建宫室,而人多谤议者,为徇其私欲,不与众共故也”。
无论执政还是建设,且不论现代的民主决策与权力监督机制,就“项目”而言,“众所共有”还是“徇其私欲”?造福民众还是打造“政绩”?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是检验其决策是否正确的基本标准。
作者系山东杂文家
(责任编辑:年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