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起来，户籍制度的坚冰，正在慢慢松动。取消暂住证，改为居住证；流动人口在各种官方文件中一再被更名为“新市民”；一些中心城市已启动“居转户”……现在，“首善之区”也坐不住了，北京市传来消息，力争明年进行立法，在北京全市推广使用居住证。
一个好的政策，应该是能增加社会的“整体福利”。如果从这个角度考量，“暂改居”到底“动了谁的奶酪”，又让谁从中受益？这些利益的增减之间，是否能达到相对的平衡？而社会的整体福利，又是否能从这样的改变中得到提升？这些问题的回答，并非无关紧要，科学的答案对于我们是否要推进进一步的改革、如何科学地“破冰”，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暂改居”对于无法享受城市公共政策、社会资源带来福利的“流动人口”，有着一定的好处。很多城市在改革中，都“激活”了居住证的服务功能，比如上海居住证年限成为“居转户”的必要条件；宁波的居住证则被赋予了“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功能；北京的“暂改居”中，也会“附加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
从无权利可言的暂住证到被赋予一定服务功能的居住证，体现了社会管理方面的进步。但是，总体而言，居住证为流动人口带来的好处，依然相当有限。比如深圳居住证被赋予的“同城待遇”，只包括了享受“就业指导机构提供的服务、各类培训”等。在绝大多数地方，子女升学、购买住房等“实质性福利”，依然被排除在居住证之外。
这种看起来的“换汤不换药”之后，有另一个巨大群体利益的考量，这就是已经享受着相对优越公共资源、公共福利的城市人口。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郑州。2007年，郑州推行居住证，让流动人口与市民“同权”，同时还在户籍方面放宽了政策。然而，这一政策使得郑州市政府财政在医疗、社保等方面负担猛增，不得不恢复暂住证，对户籍管理也加强了。说到底，蛋糕的大小有限，分的人多了，每个人分到的就会变少，先来的会排斥后到的，也是每个“经济人”的理性行为。
这么看起来，居住证的改革，并没有触动社会“整体福利”，基本只是管理机关在工作方式上的小变革。带有“电子芯片”的北京居住证，“将集纳个人基本情况、住房情况、就业情况、计划生育等方面的信息”，“附加一定的社会服务功能”，也只是“吸引流动人口主动办证”。而对于需要持证租房、持证上岗等规定，也仅有加强和规范管理的作用。
要让流动人口管理方式的变革增进社会福利，也需要从整体来考虑。从增量角度看，要加大农村地区基础建设的投入，推进农村地区发展，增加农民在各方面的保障。不久前就有新闻说，一些进城务工的农民，因为城市生活的压力、家乡土地的吸引力，而并不想要城市户口。另一方面，则要做大城市总体权益的“蛋糕”，积极推进医疗、教育、社保等各方面的改革，防止放开户口管理之后的“郑州困局”。
如果跳出对具体利益的计算，北京的“暂改居”，至少体现了观念上把流动人口从“流民”变“居民”的进步，对流动人口由“管理”变成“服务”，是一种文明和进步。尤其是在首善之区，这样的姿态更加难能可贵。同时，这一政策引来的广泛关注，也能提高公众的认识，促成相关群体对自身权利的主张，正如法学家耶林所说：“一切权利的前提就在于时刻准备着去主张权利。”或许，这也是对社会整体福利的一种增加吧。
（责任编辑：年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