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富二代”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在广东顺德举行的一个“富二代的快乐成长与家业传承”论坛上，广东一些企业家呼吁政府出资培养“富二代”接班人，13日，《广州日报·顺德金版》刊出《培养富二代，该谁来出钱？》一文，引起各方激辩，各大门户网站纷纷转载。
14日，《广州日报》继续为这一话题加温，报道江浙一带“富二代”教育培训机构施展招数招揽学生。“除培养未来的CEO外，他们还开设了不少另类课程，如高雅音乐欣赏、萨克斯的入门学习、绅士淑女聚会等。”
这个时候，不知道人们还有没有兴趣关注处在社会另一端的群体——农民工二代(简称穷二代)？
《参考消息》11日一篇报道的题目就是《农民工二代犯罪率攀升令人忧》。报道说，据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的一项调查显示，广州监狱中近80%的年轻囚犯都曾在成长阶段被进城务工的父母留在农村。关于农民工二代的犯罪原因，调查报告称：从农村到城市的巨大落差和社会歧视，是年轻务工人员出现高犯罪率的部分原因。很多受访者表示，犯罪是为了发泄不满。当他们的父母在城市遭遇不公平待遇时，他们更容易爆发，比如不公平的薪酬待遇、缺少社会福利、劳动权利缺失等。
中科院王春光早在10年前就指出，这个群体的多数人缺乏归属感。说白了，“缺乏归属感”就是“被抛弃感”。被谁抛弃？医疗、劳动保护等社会福利缺失，被社会繁荣所抛弃；欠薪，被老板抛弃；投诉无门，被政府部门抛弃；爬上高楼抗议，被称为“跳楼秀”，被世态炎凉抛弃。他们的孩子与城市孩子同校，引起城里人抗议——下一代继续被抛弃。听一位老师说过，一位博士家长，要求学校把高学历家庭的孩子与农民工孩子分开编班，怕自己的孩子“受影响”。
每次听到这样的事情，总觉得读书人说鲁迅难懂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当成年的闰土遇到童年的玩伴“我”，恭敬地喊出“老爷”，鲁迅为人与人的隔阂而沉痛；看到“我”的侄子宏儿与闰土的儿子水生玩在一起，鲁迅以为希望尚存。鲁迅一生，与对人的奴役为敌；或者说，人与人的隔阂，人对人的压迫，是鲁迅一生的敌人。但是，离《故乡》成稿已经89年，鲁迅去世也已73年，鲁迅的敌人，似乎更恣肆、更无所不在了。
一位当红国学讲师教人用孔子、庄子滋养心灵，“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生活中的缺憾与苦难”，“在今天这么一个竞争激烈的时代，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重要。”不知道她会不会对农民工二代也这么说。不过，她或他们的“国学”课原本就不是给农民工二代准备的，对他们改变命运也不会有作用，他们更适合受邀去给富二代培训班上课。鲁迅才是农民工的“国学”——如果“国学”这个词的使用权还没有被买断。
（责任编辑：李志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