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正面临自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最严峻的制度性挑战。美国推行的“对等关税”政策，假借贸易公平的名义，通过单边强制手段，把关税工具化、武器化，突破了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等基础原则，对具有全球公共产品性质的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造成极大威胁。

习近平总书记日前在会见来华访问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时强调，“打关税战没有赢家，同世界作对，将孤立自己”。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将国别间的贸易顺差（逆差）问题简单化为关税问题，将复杂的全球价值链分工问题简化为零和博弈问题，不仅难以实现其预设的政策目标，更可能通过扭曲资源配置、抑制技术扩散、人为重塑产业链布局、引发报复性关税和非关税反制等多重路径，破坏全球产业链循环的生态，将世界经济引入动荡不安和衰退之中。

其一，“对等关税”政策动摇了全球产业链贸易的制度根基。全球产业链的安全稳定运行，高度依赖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非歧视性原则和互惠原则，既维护整体规则的权威性，又包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利益诉求。然而，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却试图以强制标准替代原有的多边贸易制度框架，这种简单化处理将引发三重连锁反应。一是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威慑效力将减弱。当主要贸易国频繁利用“国家安全例外”等条款规避多边贸易规则约束时，多边机制的约束效力必然会下降，此时违约成本与造成的实际损害间的平衡关系便被打破。二是发展中国家中小企业的议价权利被实质性削减。“对等关税”政策使贸易成本趋于同质化，从而抬高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弱势经济体的参与门槛，使其陷入“被边缘化—失去话语权—持续被边缘化”的恶性循环，这些经济体中的大量中小企业，其参与竞争议价的权利也被削减了。三是经济规律的引导作用被减弱。强加“对等关税”，将使贸易决策的核心考量逐渐从经济理性判断转向国际政治权力博弈，这种“政治套利”行为会直接动摇全球产业链协作的制度根基。

其二，“对等关税”政策扭曲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要素配置。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国际分工经历了“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过程，并进一步发展到当前以要素为界限的分工模式。根据要素禀赋理论，各国资源要素的差异和互补是构成国际贸易的根本动因。通过“对等关税”手段人为否定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的异质性特征，必然会产生三重资源配置扭曲。一是知识要素的跨境协同创新网络面临破裂风险。中间品贸易原本承载着技术溢出的天然属性，当中间品贸易的技术扩散通道受阻，后续创新所需要的知识要素积累将会出现断层。二是劳动要素的空间配置被迫割裂。美国试图通过“对等关税”促进制造业回流，但这只会推高美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抑制国内的制造业投资，从而导致要素配置效率的损失。三是资本的价值取向出现异化。强加“对等关税”，会迫使跨国企业的投资决策从遵循追求利润最大化，转向追求安全优先。这种反效率导向的资本流动，会使得全球资源配置逐步偏离效率最大化的轨道。

其三，“对等关税”政策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权利。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具有明显的非对称特征。发达国家凭借技术标准、品牌溢价与金融霸权占据全球价值链高端，而发展中国家则依赖资源禀赋与劳动力成本优势，嵌入全球价值链中低端环节参与国际大循环。这种全球产业链分工是各国根据比较优势进行的选择。美国以货物贸易平衡与否评判其在国际贸易中的整体获益高低，并以此为由推行“对等关税”政策，是极其片面的做法，不仅损害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同时也损害了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产业链分工的权利，使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跃迁的进程被政治权力所阻断。依据幼稚产业保护理论，后发国家在工业化初期，需要通过适度的关税保护实现技术追赶和产业升级，而强行施加“对等关税”，将导致后发国家的本土产业暴露于国际竞争压力之下，形成技术封锁下的“产业升级天花板”，从而固化“中心—边缘”式的价值链分工，发展中国家产业政策的选择权被实质性剥夺，最后会削弱经济脆弱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成员通过产业政策培育本国竞争力的可能性，进而加剧全球南北经济鸿沟。

其四，“对等关税”政策会使美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付出巨大代价。理论上看，“对等关税”通过人为抬高贸易壁垒，可能迫使跨国公司加速缩短供应链，进而推动全球产业链转向区域化重组，或返回美国本土生产。如技术密集型产业会趋向于“俱乐部化”，形成以技术标准壁垒为护城河的排他性联盟；劳动密集型产业会选择近岸外包，催生区域性产业飞地。但在实践中，这一进程面临四重约束。一是沉没成本构成的刚性约束。数十年来形成的全球生产网络，涵盖物流配套、技术衔接、标准协同等多维度体系，这意味着产业链的重构需要各方面尤其是美国“链主”付出高昂的转换成本。二是价格传导形成的系统性压力。中间品贸易的复杂性，使得单一环节的关税冲击会沿着产业链逐级放大，形成价格传导的乘数效应，并通过消费者价格指数进一步传导，最终导致全球通胀压力。三是技术创新和供应链的衔接遭遇路径依赖的阻碍。全球产业链模块化生产体系的技术突破，需要大规模分工作为支撑。区域性替代网络的建设会引致路径依赖，使得全球产业链的技术扩散半径缩短、规模效应削减、响应周期延长。尤其是在精密制造领域，单一中间品的断链，就可以造成整条产业链停产。四是政策的摇摆和不确定性，将抑制企业长期投资的意愿。美国媒体指出，经济模型预测表明，如果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计划全面生效，2025年美国的实际消费将下降2.4%，GDP将收缩2.6%，就业将下降2.7%，意味着数百万个工作岗位的消失。而且，其负面影响将在未来15年陆续释放，包括投资枯竭、生产力放缓、实际收入停滞不前等。

其五，“对等关税”政策会造成全球产业链贸易福利的几何级损失。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选择性地忽视了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利益与长期存在的巨大贸易顺差，尤其是其在高附加值服务领域近乎垄断的格局，同时也忽视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生产商和消费者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中获得的福利效用水平的提升。加征“对等关税”，至少会从三个方面对全球产业链贸易造成福利损失。一是抬高进口商品价格从而减少消费者剩余。美国对贸易伙伴征收“对等关税”，将导致国内企业面临成本上升压力，成本压力最终会部分转嫁至终端零售品的价格。例如，对电子产品零部件加征关税，本土组装商需承担额外的成本增量，最终会传导至消费者。这一过程形成的福利净损失，表现为消费者支付更高价格、获得更少商品，生产者剩余的增加根本无法弥补消费者剩余的损失。二是关税引发的进口替代效应，可能降低终端产品的多样性，进一步损害消费者福利。三是单边关税措施可能引发报复性关税或非关税反制的连锁反应，加剧全球贸易量收缩与福利损失。譬如，一旦贸易伙伴国在美国服务贸易领域采取非关税的筑高隐形壁垒形式的反制措施，将直接冲击其服务业出口企业，从而影响全球服务贸易合作。

总之，美国的“对等关税”政策，是试图通过关税杠杆重构全球产业链的举措，这一举措不仅违背经济规律，更会引发全球产业链连锁风险，把世界经济拉进衰退轨道。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品性质与安全稳定，需要摒弃“逆差即损失”的重商主义思维，坚持多边主义框架下的规则协商，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比如，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中强化服务贸易规则与数字贸易条款，保障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跨境协作；通过国际税收协调、知识产权互认等机制，平衡货物与服务贸易的利益分配；调适发展权益的保障边界，既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的发展权，又避免对其过度保护。总而言之，共建开放型的世界经济，需要超越零和博弈的思维窠臼，在深化多边协作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作者：刘志彪、王兵，分别系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