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逆世界潮流而动，对几乎所有贸易伙伴出台所谓“对等关税”政策，招致多国强烈反制，也在美国国内引发物价飙升、股市暴跌等连锁反应。深入分析“对等关税”政策，更会发现其内核相当荒诞。

其一，从加税逻辑看，这就是一个伪命题。“对等关税”名义上是将美国的进口税率与他国关税、增值税、非关税壁垒等“综合税率”对齐，实际操作演变为简单套用“贸易逆差除以进口总额”的数值来推算税率，俨然将贸易逆差直接等同于征税依据。比如，对越南加征46%的关税，依据的是美越贸易逆差占美国对越进口额的比重，与越南自身的实际税率毫无关联。具体到贸易逆差，美国更是陷入片面叙事。美国反复强调2024年货物贸易逆差达1.21万亿美元，却很少提及其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压倒性优势，在全球价值链高端的垄断地位。此外，“吃亏论”还掩盖了美元霸权与跨国利润转移的真相。美国企业海外未汇回利润既未计入国内GDP，也未转化为本土再投资，而是通过资本回流支撑美股泡沫。混乱的统计、错乱的说辞，折射出美国以数字游戏为外衣的政治霸凌与双重标准。

其二，从加税效果看，纯属伤人害己。供应链具有叠加效应，实际关税成本往往嵌于整个供应链中，从原材料到中间产品再到终端消费都可能被“加码”。以美国电动汽车行业为例，锂、钴等关键原料主要进口自澳大利亚、智利，核心加工环节依赖中国的稀土提纯技术，组装环节可能在墨西哥完成，若对各环节均施加不同幅度的关税，最终整车成本可能累积增加超过50%。类似情形也出现在智能手机、家电、钢铁等行业，关税的多级传导使得表面税率远不能反映实际企业和消费者承担的额外成本。为抑制因关税引发的通胀，美联储被迫维持高利率，房贷、车贷等债务负担将水涨船高，形成“物价—利率—债务”持续加剧的循环。

对于制造业而言，同样存在“回旋镖效应”。美国政府希望借关税保护本土制造，却在无形中推高了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成本，反令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进一步下滑。以德国汽车业为例，美国对欧盟汽车加征20%关税后，德系车企加快向墨西哥转移产能，借助美墨加协定规避高关税，导致美国市场陷入“高成本—低质量—低销量”的恶性循环。

其三，从国际影响看，“美国优先”逐渐演变成“美国孤立”。多边反制联盟正在形成。当前，欧盟已经宣布对美关税反制计划，4月15日起将实施第一轮对美反制关税，5月15日起实施第二轮；中国则对美国产品征收34%关税，并将相关问题诉诸WTO；拉美诸国也联合发布“经济对等法案”。与此同时，美元霸权地位受到冲击，去美元化进程加快，种种迹象都表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在以多边协同反制美国的单边行径。为“让美国再次伟大”而鼓噪的种种单边举措，实际上暴露了美国金融与产业结构的脆弱性，也严重削弱了其在全球治理中的号召力。

“对等关税”本质上是一场以单边霸凌替代多边合作、以政治话术破坏经济规律的保护主义大戏。发展是世界各国的普遍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更加公平、透明的国际贸易新秩序，呼唤多边磋商、互利共赢。反击霸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均衡的方向发展，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作者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发展合作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