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向来不是一个普通指标，而是一座城市发展活力的“晴雨表”。日前，贵阳发布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常住人口660.25万人，增加19.96万人，在已公布数据城市中位列第一。

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数字超越了东部热门城市广深杭——深圳增长19.94万人、广州增长15.1万人、杭州增长10.2万人。这让这座平日里“存在感不算强”的西部城市，一时成为人们口中“颇有吸引力”的一匹“黑马”。

“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是对这里自然禀赋的一个直观描述。而在经济发展方面，如果把贵阳放在广东省做个参照，人均GDP大致位于第7的档次、接近惠州发展水平。这样的贵阳，成为近20万人口“用脚投票”的落点，似乎“反常”。

诸多媒体作出分析。有人做人口结构方面的计算——贵阳有比全国平均水平更低的老龄人口比例，和较全国更高的人口出生率，相差出来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使得其获得重要的人口比较优势。有人指出这是“强省会”的虹吸效应——贵阳能够成为调动贵州的人才“蓄水池”，不仅在省内留住本省劳动力人口，在省外则能代表全省参与席卷全国的“抢人大战”。

这些分析都不无道理，不过在近年来人口自然增长率呈下降趋势的背景下，贵阳连续4年保持每年10万人口的增长，足见这一增长的成色。同时，横向来看，在以往城市人口增量的对比中，成都、西安等西部城市也多次进入人口增量排行的塔顶段位，足见贵阳并非孤例，更多偏居一隅或深处腹地的西部城市，正在成为人口涌入地，这让更大范围的这场区域大洗牌变得有迹可循。

人口流动向来受区域发展“推拉作用”的影响，这是从顶层设计到产业转型，再到地方城市管理的多副牌、一整套打法的结果。而观察人口流动的走向，正仿佛是触摸宏大国家政策落于现实的脉络。

改革开放时期珠三角、长三角成为“世界工厂”，制造业与外贸的勃兴让各地人才、人力资本率先流向东部。而随着逆全球化趋势出现、全球产业链转移等现象，东部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有所下降。与此同时，国家战略的调整为西部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曾经屯垦戍边的“大后方”，如今成为国内四通八达交通网的枢纽，也一跃成为“一带一路”面向国际的前沿。比如贵阳高铁4小时直达广州，3小时加入成都生活圈，到上海朝发夕至成为日常；而同样人口涌入的西安，国际港站不断刷新中欧班列开行纪录，当地人们生活越来越“国际化”。

曾经“梯度发展”的“后发力量”，如今迈进“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现代化战略也在西部获得新支点。各地摩拳擦掌，在“差底子”上寻找产业发展升级“差异化”方向，比如贵阳多年前布局大数据产业，如今大数据产业集群带动贵州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2%，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数谷”。

同时，西部城市通过一系列人才托举政策、友好落户政策、宜居环境营造，抢抓这波发展机遇，相比过去人力资本“候鸟式”的迁徙，西部也让更多人愿意扎根。

西部城市的“抢人”成果值得欣慰，同时也需看到更大范围的西部“抢人”之难。不少人才还是向往“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不愿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孔雀东南飞”的传统观念仍有待进一步破除。在区域发展过程中，拿到什么牌决定前半程，而如何“出好牌”，还要多从这些“流动的选择”中寻找启示、抓住问题、从而有效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