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且始终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并作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的重要论断。“第二个结合”对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增强文化自信以及文艺创新创造等具有重要的启示与指导意义。

　　“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

　　“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核心表述，它试图以文化主体性视角重新认识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深化了“现代化不等于西化”这一命题。

　　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错误的思潮观念。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以及20世纪80年代都出现过的“全盘西化论”，以西方为尊，以西方现代化来衡量中国现代化。“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反驳了“全盘西化论”，但其只能够解答“中国式现代化不是什么”的问题，而不能解答“中国式现代化是什么”这一更重要的问题。从治国理政的角度看，“第二个结合”正是以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界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从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广阔的空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为什么说“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就经历了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即不能教条化地固守马克思主义，而要立足中国的具体国情来探索社会主义革命道路。中国共产党最终带领人民找到了解决中国前途命运问题的正确道路，使中华民族从落后挨打到逐渐走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复兴之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是不可能轻轻松松就实现的，需要付出艰苦的奋斗和努力，需要应对国内外各种复杂的风险和考验。尤其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和意识形态较量中，文化主体性的建构至关重要。“第二个结合”要解决的正是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问题。

　　“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就在于其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的生命力，试图发掘文化主体性建构的内在潜能。近代中国文化所面临的危机其实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产生的自我价值表述的危机。自我价值表述的沉默和失语，不仅表现为无法自我言说，更深层的危机则是即便是说了话，所使用的却不是自己的语言，依然无法在理论上实现真正的自我表达。因此，应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神资源来建立文化的主体性，建构起自身的价值系统，从而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

　　“第二个结合”进一步增强和凝聚了文化自信

　　“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表明我们党对中国道路、理论、制度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的自觉性达到了新高度。从“第二个结合”给新时代治国理政启示的角度看，主要可分为几个层次：

　　其一，文化自信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自觉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和执政以来，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一直在以自身的政治自觉、文化自觉来继承发展中华文明的优良传统，不断学习借鉴世界优秀文化，不断推动具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与现代化有机融合，让中华文明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重新焕发生机。

　　其二，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归根到底是文化自信。文化是国家和民族的灵魂，是国家和民族的精神命脉，只有清楚地了解自身的文化和历史，才知道过去所走过的道路，以及未来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也才能更加坚定地走自己的发展道路。“第二个结合”必将进一步增强和凝聚文化自信，使之有力地作用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的丰富内涵。

　　其三，文化自信是以深刻把握中华文明的发展规律为基础的。认识到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是文化自信的基本前提。习近平总书记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五个层面概括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彰显其所具有的超越性价值。这种超越性价值，可以从时间和空间两个层面做进一步论述。从时间层面看，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和创新性。无论是古代中国、现代中国还是未来中国，都处在一个历史连续性的发展进程中，这决定了中华文明是不断前进的、变化的、创新的，而不是保守的、僵化的、因循守旧的。从空间层面看，中华文明具有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这强调了中华文明对内是一个多民族文化共同体，对外具有对世界文化兼容并蓄的胸怀，而且坚守着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元价值观。

　　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平性”特性，也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那种损人利己、充满血腥罪恶的老路给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带来深重苦难。”面对中国崛起，西方社会之所以会有“中国威胁论”的声音，既是因为许多西方国家曾经就是以殖民主义来推动其现代化的，他们害怕中国也采取这样的模式，也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中国。但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古往今来，中华民族之所以在世界有地位、有影响，不是靠穷兵黩武，不是靠对外扩张，而是靠中华文化的强大感召力和吸引力。”中国式现代化绝不走殖民主义的老路，因为中国文化本身就没有掠夺扩张的基因。我们有这样的文化自信，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以及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第二个结合”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促进文化交流、加强文明互鉴、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文化基础。

　　“第二个结合”为文艺创新提供了重要价值遵循

　　在文艺创作层面上，“第二个结合”涉及如何正确认识社会主义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

　　从根本上来说，百年中国文艺发展的主流传统是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形成的，并始终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无论是要求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或是要求文艺在新时代呈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彰显中国精神，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贡献精神力量，其实都鲜明地体现了文艺的政治维度。这在深层次上接通了“文以载道”的中国文论传统。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相互契合才能有机结合。”这种契合性，在文艺功能上就表现为要求文艺承担其社会功能，积极回应时代发展的现实需要。

　　除了文艺功能问题，还有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对文化资源进行取舍。当代文艺创作的文化资源，不仅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还包括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等。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文化语境和文学观念的差异，文艺创作对这些文化资源的运用、借鉴、转化等是有所取舍、有所偏重的。“第二个结合”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内在要求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视为新时代文艺创作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国文艺的根基，也是文艺创新的宝藏……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把艺术创造力和中华文化价值融合起来，把中华美学精神和当代审美追求结合起来，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需要通过当代文艺创作实现创造性转化，从而增强其吸引力和感召力，同时，当代文艺的创新也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融合与借鉴。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保持对自身文化理想、文化价值的高度信心，保持对自身文化生命力、创造力的高度信心，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不断前行的精神力量。

　　作者分别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南大学研究基地特约研究员、深圳大学美学与文艺批评研究院助理教授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联2024年专项委托项目“‘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研究”（GD24WH0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