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高价彩礼”，近来接连落棋有声。2020年，民政部印发《关于开展婚俗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2022年8月，农业农村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开展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方案》；202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民政部、全国妇联联合召开推进移风易俗、治理高额彩礼新闻发布会，发布人民法院涉彩礼纠纷典型案例；2024年2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明确规定“一方以彩礼为名借婚姻索取财物，另一方要求返还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等等。

　　上述重大举措陆续出台的背景，是某些地方愈演愈烈的“天价彩礼”之风。近年来，一些地方的彩礼加码持续走高，已成为婚姻家庭矛盾纠纷的重要成因。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张军今年在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提到“近年来涉彩礼纠纷增多甚至引发恶性案件”。据统计，近5年来涉彩礼民事案件超2万起，彩礼金额可达人均收入的10倍；因彩礼纠纷引发的故意伤害、故意杀人等恶性案件，占因彩礼引发的刑事案件的46.26%。

　　从历史观之，彩礼本无原罪，只是一种传统民俗。“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西周时确立并为历朝历代所沿袭的“六礼”婚姻制度中，送聘礼的“纳征”，就相当于现在的“彩礼”。客观而言，彩礼在很多地方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这是人们应当正视的事实。但是，当彩礼过于沾染金钱和物质，甚至形成攀比之风，必然使其“礼”的属性不断弱化，而转化为纯粹的经济负担。这种变化，使传统婚俗逐渐背离了“宜其室家”的美好初衷，成了冲突矛盾的推手，不仅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也不利于文明风尚的培塑弘扬。

　　具体到治理层面，想要移风易俗，彻底遏制这股“高价彩礼”之风，自然并非易事。毕竟，“彩礼”具有民间风俗特性，不能简单地一禁了之。更为复杂的是，因为具体情形的不同，“彩礼”也不能一退了之。翻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一）》，虽然明确了“未办理结婚登记”等3种可返还情形，在一定程度上明确了彩礼纠纷的解决原则。但在实践中，还存在大量未办理结婚登记却按照当地习俗举办婚礼并共同生活，以及已办理结婚登记但共同生活较短等情况，同样需要“解扣”“破局”。

　　解决这些难题，需要从立法出发，结合实际开出“药方”。我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中明确规定，“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审视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以及出台的有关司法解释，不仅申明了严禁借婚姻索取财物这一基本原则，更充分尊重民间习俗，以当地群众普遍认可为基础，合理认定彩礼范围，充分考虑彩礼的目的性特征，斟酌共同生活时间、婚姻登记、孕育子女等不同因素，合理平衡双方当事人权益，为各级司法机关提供了治理“蓝本”，有利于在法律轨道上化解因彩礼引发的矛盾纠纷，驱散萦绕在彩礼上的逐利冲动。

　　欲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高价彩礼”之风盛行，违背了彩礼的初衷，带来诸多家庭和社会问题，亟待进行深度治理。诚然，移风易俗不是易事，但路虽远行则必至，事虽难做则必成。近年来，从制定指导意见、完善工作方案，到发布典型案例、出台司法解释，“高价彩礼”这匹野马，正一步步被套上法治的缰绳。在依法治理的同时，有的放矢树新风，持之以恒化新俗，终会实现“让婚姻始于爱，让彩礼归于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