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宝成 任群委

　　[摘  要] 系统性风险是由系统内部相互联系与作用的风险组合而成的风险综合体，具有非线性与涌现性、连锁性与耦合性、跨界性与极端性等特征。新时代是我国现代化进程加快推进的关键期，也是风险挑战日益凸显期。现代化增加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增加了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与承灾体的脆弱性，为各类风险滋生与蔓延、连锁与联动以及耦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客观条件。针对当前我国面临的系统性政治风险、公共安全、经济金融风险、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着力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强化数智赋能系统性风险防范，打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组合拳。

　　[关键词] 系统性风险；大安全大应急框架；总体国家安全观；风险综合体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11-0042-09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现代化进程加快的同时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也日趋严峻复杂。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内外安全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重点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局性风险，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1]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各种矛盾风险挑战源、各类矛盾风险挑战点是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如果防范不及、应对不力，就会传导、叠加、演变、升级，使小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大的矛盾风险挑战，局部的矛盾风险挑战发展成系统的矛盾风险挑战。”^[2]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理好发展和安全的关系，有效防范和应对可能影响现代化进程的系统性风险。”^[3]2023年3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坚持底线思维，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时刻保持箭在弦上的备战姿态，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对各种风险见之于未萌、化之于未发，坚决防范各种风险失控蔓延，坚决防范系统性风险。”^[4]综合来看，系统性风险实质是在某一系统内部由存在相互联系与作用关系的不同风险组成的、具有严重潜在危害的风险综合体。从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演化、爆发的规律来看，系统性风险的整个生命周期都处于极不稳定的波动变化状态，其内部的各个风险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具有典型的联动、合流、叠加、放大、诱导与倒灌效应，致使系统内部总风险值呈现几何倍数的增加，系统内部的任何一个风险爆发都将引爆整个系统性风险，导致系统运行瘫痪乃至崩溃。因此，系统性风险具有典型的非线性和涌现性、连锁性和耦合性、跨界性和极端性等特征，其隐藏着的巨大破坏力，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定时期必须解决好的重大安全问题。

　　 

　　一、新时代我国系统性风险的形成机理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认为：“一个高度传统化的社会和一个已经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其社会运行是稳定而有序的，而一个处在社会急剧变动、社会体制转轨的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往往充满着各种社会冲突和动荡。”^[5]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大背景下，我国正在开展时空压缩式的城镇化、信息化、智能化、全球化、工业化、民主化、法治化等现代化建设，整个社会正处于深度转型期，给社会系统带来了系统性、多元性和深远性影响。现代化转型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一个过程，涉及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结构的系统性重塑，整个社会系统因发展且尚未成熟定型而处于一种相对不稳定状态。本文从现代化转型的视角并利用灾害系统理论，基于该理论提出的孕灾环境、致灾因子与承灾体三个子系统，^[6]来构建分析框架。分析发现，现代化转型增加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增加了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与承灾体的脆弱性，为各类风险滋生与蔓延、连锁与联动以及耦合演化为系统性风险提供了客观条件。

　　（一）现代化转型增强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为各类风险滋生和蔓延提供了客观条件

　　孕灾环境也就是孕育灾害的环境，或者说是灾害所发生的地方或者环境。全球化、城镇化、民主化、法治化、信息化是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同时也是新增孕灾环境以及导致孕灾环境敏感性增强的重要原因。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赖关系日益增强，不同地区从相对隔离的状态逐渐走向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形成了新的生产生活场域和交往空间；城镇化使得分散的各类生产要素以及人口更加集聚，生产要素和人口流动频率逐步加快，电线、水管、燃气管道等城市管网日益密集，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逐步增大；随着民主化和法治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群众的权利意识、民主意识、公平意识和法治意识持续增强，但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区域和城乡发展不平衡、公共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衡、政府治理困境、执法温度不足、司法公正与规范性有待提升、民主权利保障力度亟需加大等一系列问题，同民众对于社会公平正义、政府治理效能、参与社会治理的期待和要求还有一定差距。现代化转型背景下的这一系列新变化，为风险滋生和传播既提供了新的孕灾环境，也进一步增加了孕灾环境的敏感性，为风险的连锁联动提供了客观载体。

　　

图1.现代化转型视角下系统性风险形成机理的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二）现代化转型增加了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助推各类风险演化耦合为系统性风险

　　致灾因子是指由孕灾环境产生的各种异动因子，或者称之为导致发生灾害或事故的因素。比如，自然界的地震、暴雨、洪涝、台风、火山以及金融领域的信用危机与债务危机等。从全球化的视角来看，伴随着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等方面全球化的发展，世界各国互相依存关系日益强化，为全球范围内的各类致灾因子连锁联动提供了客观条件；从国内城镇化、信息化等角度来看，城镇化使得人们生产生活空间极度拥挤且高度关联，在某种意义上把原本分散化的致灾因子聚集在了一起，伴随着城镇各类生产生活要素的高频次互动，各类致灾因子间的联动性显著增强。信息化本身孕育着网络病毒、数据泄露、网络诈骗等致灾因子，这些致灾因子之间存在某种因果关系，具有较强的联动性。另外，信息化社会打破了传统单向度的信息传递渠道，进入了人人都是“麦克风”的全媒体时代，信息传递呈现出即时性、交互性等特征，为各类信息传播提供了便捷途径，同时也为各类致灾因子连锁联动提供信息支撑。现代化转型使得社会形态从松散的状态向紧密状态过渡，同时社会内部各类要素的联系日益加强、互动频次逐渐加大，致灾因子亦随之逐步聚集并相互联动，助推各类风险演化耦合为系统性风险。

　　（三）现代化转型相对增加了承灾体的脆弱性，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有所提升

　　承灾体是指灾害或事故直接威胁和影响的对象，即承受灾害或事故的客体。比如，人体、建筑物、公共设施、政府、金融机构、军队、网络、企业等。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以及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升，许多承灾体的脆弱性实现了大幅削弱，但也有部分承灾体的脆弱性持续增加，比如，人口密集的城市系统、受到不合理开发而导致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生态系统等。需要明确的是，承灾体脆弱性的大小往往并非由承灾体决定，而是取决于其面临风险的大小，是相对于其面临的风险挑战的复杂严峻程度而言的。现代化转型导致各类风险要素数量和严峻程度持续增加，但大部分的承灾体韧性并未能与之实现同步提升，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化转型相对增加了承灾体的脆弱性。对于现代化进程中我国面临的风险挑战的严峻程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必然会遇到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我们今天开放发展的大环境总体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有利，同时面临的矛盾、风险、博弈也前所未有”，“当前诸多矛盾叠加、风险挑战显著增多，我国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环境”。^[7]比如，近些年我国因部分核心技术受制于欧美发达国家，对我国科技发展主动权、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等诸多方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二、新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风险

　　 

　　从国际环境来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单边主义、霸权主义、保护主义、冷战思维、民粹主义有所抬头，乌克兰危机仍未结束、能源与粮食危机以及高通胀仍在持续，意识形态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不断增多，这一系列不稳定因素相互叠加与传导，可能成为我国系统性风险形成的催化剂和爆发的导火索。从国内环境来看，政治领域政府民主化、法治化、廉洁化和透明化建设进程与民众的期待仍有差距；公共安全领域存在的多重社会治理困境、电信诈骗、极端天气等，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经济领域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旧突出，金融监管仍存在薄弱环节甚至盲区；科技领域科技集成创新能力不足，产业附加值低以及关键技术和核心零部件被“卡脖子”的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2019年1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防范化解政治、意识形态、经济、科技、社会、对外工作、党的建设等几个领域的重大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要确保粮食、能源资源、重要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严厉打击敌对势力渗透、破坏、颠覆、分裂活动。综合来看，当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系统性风险包括系统性政治风险、系统性公共安全风险、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系统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一）系统性政治风险

　　政治风险包括国家主权风险、政权风险、政治制度风险、政治秩序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等方面，这些风险相互交织与耦合，形成了系统性政治风险。从国外来看，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大背景下，地缘政治冲突逐渐加剧、大国战略博弈日益复杂激烈、全球安全形势日趋严峻复杂，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进入深刻调整期和转型重塑期。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不确定性与不平衡性显著增加，经济问题泛安全化与政治化现象不断蔓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民粹主义、霸权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保护主义抬头趋势明显，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从国内来看，局部地区恐怖主义、分裂势力以及极端宗教势力彼此勾连与相互渗透，组织网络化与行动恐怖化和暴力化，企图破坏我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政权稳定和民族团结，阻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反腐败斗争还没有取得彻底胜利，反腐高压下出现了通过“第三人”“代理人”收受股票、期权等更加隐蔽的腐败方式方法，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我国面临的这些国内外政治风险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边界，反而呈现出连锁联动态势，形成风险巨大的系统性政治风险。

　　（二）系统性公共安全风险

　　系统性公共安全风险主要包括自然灾害风险、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风险、社会治安风险、电信诈骗风险、食品安全风险、重大传染性疾病风险、社会心态失衡风险等，各风险之间具有显著的联动效应，对民众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社会秩序等方面带来了严重威胁。在自然灾害风险方面，伴随着全球气候变暖趋势加剧，极端天气呈现出多发频发强发态势，极易形成复杂的次生和衍生灾害链条，造成严重的灾难。从过去自然灾害发生次数来看，无论是我国还是全球都呈现出快速增长态势，2021年，世界气象组织（WMO）表示，过去50年来，因气候变化引发的干旱、风暴和洪水等自然灾害数量增加5倍，造成全球超过200万人死亡，经济损失高达3.64万亿美元。^[8]以我国编号洪水次数为例，从2013年至2022年，我国出现的编号洪水次数呈现出明显的波动上升趋势（如图2）。

　　图2.2013年—2022年全国出现编号洪水次数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生产安全风险方面，2022年我国工业增加值40.16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57.21万亿元，居世界之首。随着各行业和各类企业做大做强，危险源、污染源数量逐渐增多，“园区化”交汇叠加，危险源强度升级。在社会治安风险方面，当前政府治理法治化、民主化和有效化水平同民众的期待还有一定差距，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尚未建立，以“群体性事件”“黑恶势力”“两抢一盗”为主的社会治安问题依旧严峻；在电信诈骗风险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电信诈骗方式和手段不断翻新，特别是不断增多的跨国诈骗，以及近期出现的利用深度伪造技术进行AI换脸和AI换声的诈骗方式，极大地弱化了被诈骗对象的防备之心；在食品安全风险方面，食品生产卫生不达标、违规添加食品添加剂、假冒伪劣食品、使用过期食材或食品等屡禁不止。比如，近些年出现的 “毒咸鸭蛋”“镉大米”“土坑酸菜”等，对民众生命健康安全、政府信任度以及相关行业发展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和损害；在重大传染性疾病风险方面，“非典”“H1N1猪流感”“登革热”“手足口病”“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等传染性疾病，严重影响了民众生命健康、社会治安以及经济发展；在社会心态失衡风险方面，受到“腐败”“公共资源分配不均衡”“生活压力增大”“主流价值观缺失”“贫富差距”“社会分化”等问题的负面影响，并在互联网“放大效应”作用下，社会心态失衡风险加大。

　　（三）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

　　金融事关发展全局。系统性经济金融风险包括供需结构失衡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信贷风险、杠杆率风险、政策风险、汇率风险、通货膨胀风险和道德风险等。2016年12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就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指出，当前，金融风险易发高发，虽然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不良资产风险、流动性风险、债券违约风险、影子银行风险、外部冲击风险、房地产泡沫风险、政府债务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等正在累积，金融市场上也乱象丛生。金融风险有的是长期潜伏的病灶，隐藏得很深，但可能爆发在一瞬之间。^[9]2022年1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有效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我们必须坚持标本兼治、远近结合，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底线。当前，我国经济金融面临着中美贸易摩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信贷、政府与企业债务、产业转型、影子银行等诸多方面的风险点，影响面广、相互叠加，传导机制复杂。如果应对不当，将对我国经济金融健康发展形成较大干扰和冲击。比如，房地产投资在资金趋紧和土地购置需求减弱的共同作用下面临失速风险；由于地方政府举债约束机制不健全，地方通过融资平台、PPP、产业基金等变相举债，隐性债务不断积累的风险；金融机构资产质量恶化，中小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和债券违约风险明显增大。

　　（四）系统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系统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风险包括国际层面的技术战风险、贸易战风险、逆全球化风险以及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国内关键零部件自给率和库存不足的风险，影响着我国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性、安全性和稳定性。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融合，各类风险具有显著的连锁联动效应，对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带来了严重威胁。我国创新链发展滞后于产业链和供应链，部分关键技术受制于人，特别是依赖于美国等西方国家，难以发挥创新链在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稳定方面的作用；产业链供应链部分环节还存在堵点、痛点与卡点，部分重点产业链关键环节布局不够合理，风险意识不强，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较大的断链风险。质而言之，面对创新能力相对有限以及技术战、贸易战等突发事件的负面影响，我国维护创新链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和稳定性的压力较大，相关系统性风险比较严峻。

　　 

　　三、新征程上我国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的对策

　　 

　　2022年5月，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UNDRR）发布了《2022年减少灾害风险全球评估报告》，该报告关注的核心问题是治理体系如何演变以便更好地应对未来系统性风险，并强调人类迫切需要改变治理方式，深化了对风险动态演变、因果结构与级联影响的认识。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项点多面广的系统性工程，要坚持系统思维，着力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底线思维、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强化数智赋能系统性风险防范，打好防范系统性风险组合拳。

　　（一）健全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党中央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鉴于系统性风险的多样性、关联性、耦合性，防范系统性风险，必须坚持“一盘棋”的系统思维，完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加强党中央对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强化防范系统性风险工作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提升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动员能力和统筹协调能力，整合各方力量资源，形成强有力的硬“拳头”。2023年3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明确提出，要以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为统领。此次机构改革聚焦重点行业与领域，组建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科技委员会、中央社会工作部、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等机构，为防范相关领域的系统性风险提供了组织保障。比如，中央金融委员会作为党中央在金融领域的决策议事协调机构，负责金融稳定和发展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研究审议金融领域重大政策、重大问题等，有利于统筹做好金融发展和金融监管等工作，实现对各类金融活动的全面监管，提高金融监管质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健全决策议事协调机构，是加强党中央对相关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载体，也是防范系统性风险的硬抓手。未来，要围绕有效防范相关领域的系统性风险，进一步完善相关议事协调机构，优化职能配置，整合各方力量资源，统筹应对各类系统性风险。

　　（二）强化思想统领，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组成部分，是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10]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总体”二字，注重一体谋划和整体推进国家各领域安全工作，体现了大局观、整体观和全局观，彰显了深刻的系统观念。就防范系统性风险而言，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要坚持系统思维和辩证思维，既要做好对系统内单一风险的防范工作，也要把握好各个风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以及不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连锁联动，切实处理好单一风险与系统性风险以及不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辩证关系；要做到精准识变、积极应变和主动求变，构建从风险识别、风险监测、风险预警到响应的全流程闭环管理机制。科学研判“时”与“势”，辩证把握“危”与“机”，在精准识别风险以及对安全形势作出科学研判的基础上，动态调整系统性风险防范和化解工作，提高对系统性风险的动态监测、实时预警和及时响应能力，同时把防范系统性风险和优化系统运行相结合，在“主动求变”方面做好文章，提升系统运行韧性，实现对系统性风险可防、可控、可应对，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良好局面。

　　（三）坚持底线思维，做好应对各种系统性风险的准备

　　底线思维作为治国理政重要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我们党带领人民成功抵御重大风险的重要思维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通俗来讲，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立足于最坏打算、做最充分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就防范系统性风险而言，坚持底线思维，要做好思想和工作两个方面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要不断强化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各级政府要自觉提高政治站位，把防范系统性风险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政治任务来抓，不断增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做到常观大势、常思大局、常守底线，科学预见安全形势走向和隐藏其中的风险挑战，坚决避免出现“认不清、想不到、管不好”的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要加强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工作准备，重点做好系统性风险评估和情景构建演练。建立常态化系统性风险评估制度，针对不同领域的系统性风险，组织开展系统性风险专项评估和综合评估，形成科学完整的风险地图，摸清风险底数，探寻系统性风险滋生发展的动态演化规律。基于以往案例、信息共享整合、科学模拟分析和系统动力学推演，围绕系统性风险构建最坏可信的风险情景，形成最大“假想敌”，开展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情景模拟演练。根据演练所暴露出的问题，进一步完善防范系统性风险准备工作，切实做到有备无患。

　　（四）持续深化改革，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

　　防范系统性风险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持续深化改革，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框架，实现对各类风险和防范主体、过程、手段、区域等方面的全覆盖，打造全社会协同防范的新格局。大安全一般是指涉及所有领域安全的总和，是将各类安全视为一个整体的安全范畴；大应急一般是指涵盖一切安全风险和事件的应对活动，是对传统“小应急”或“单一突发事件应急”的管理框架的突破，强调坚持全客体、全主体、全过程、全手段、全资源与跨域界的原则。因此，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要持续深化改革，建立大安全大应急框架：一是坚持全风险应对，把所有风险纳入防范范围，绝不放过任何一个风险隐患，推动关口前移；二是全主体参与，即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系统性风险防范体制，加快实施军民一体化战略，充分发挥社会各治理主体在防范系统性风险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和作用；三是全过程管理，即统筹系统性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和响应，实现对风险的全链条式管理；四是全手段运用，开展防范系统性风险，要综合运用法律、经济、行政、文化、教育等方法，坚持多管齐下，综合施策；五是全资源统筹，统筹使用不同安全主体所拥有的各类物资，配齐配全风险防范物资和装备；六是全域界协调，要打破传统的部门壁垒、地域壁垒甚至是国家壁垒，实现各类系统性风险跨域界应对、各类资源跨域界统筹。

　　（五）加强科技支撑，强化数智赋能系统性风险防范

　　系统性风险的滋生与演化过程相对复杂，既要摸清风险底数并实现对各个风险的实时监测，同时也要时刻关注不同风险以及不同系统风险之间的联动效应，这对系统性风险防范工作的全面性、专业性和整体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数智赋能为满足这一要求提供了可行路径。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提供了新手段新方式。一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和装备摸清风险底数，查明系统性风险内的各个风险，建立系统性风险数据库，并利用遥感、机器人、区块链、物联网等数字技术和装备，实现对单一风险的实时动态监测，逐步提高风险监测和预警的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提升风险早期识别和预警响应能力。另一方面，通过逐步建立健全风险防范数据标准，推动各类风险数据库之间的互通共享，并利用深度学习、强化学习、语音与图像智能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各领域内风险的演化趋势以及不同系统性风险之间的联动效应进行常态化研判和综合性评估，提升人机协同水平以及风险决策的科学性，落实源头治理、系统治理与综合治理。

　　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系统性风险已经出现在人类政治、经济、科技、公共安全等领域，如何有效防范系统性风险业已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重要治理目标之一。我国在经历了四十余年的时空压缩式现代化之后，在政治、经济、科技、公共安全等领域中既有尚未化解的存量风险，也将面临现代化转型加速背景下巨大的增量风险，这些风险相互联系与作用所形成的系统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将带来严重威胁。当前，我国学术界和务实界对于系统性风险的研究和防范效果，与严峻复杂的安全形势还有一定差距，与现代化新征程对于高水平安全的要求不匹配。未来，我国需要拓宽研究视角、加大研究力度，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深化对系统性风险滋生、形成、演化规律的认识，借鉴国内外有益的做法，以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为契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风险治理理论体系，在此基础上开展系统性风险治理模拟演练与风险治理政策试点工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同时发力，加快提升我国防范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和水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  参  考  文  献  ]

　　[1]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J].前进,2017(1).

　　[2]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J].中国应急管理,2016(5).

　　[3]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J].经济,2020(12).

　　[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引向深入[N].人民日报,2023-04-01.

　　[5]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40-41,43.

　　[6]史培军.再论灾害研究的理论与实践[J].自然灾害学报,1996(4).

　　[7]习近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必然要求构建新发展格局[J].奋斗,2022(17).

　　[8]联合国机构:过去50年因天气灾害造成逾200万人死亡[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09691511104416840&wfr=spider&for=pc.

　　[9]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92-93.

　　[10]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N].人民日报,2017-10-28.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强国家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研究”（22ZDA103）。

　　[作者简介] 马宝成，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培训中心（中欧应急管理学院）主任（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任群委（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讲师，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