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开始改变“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知识和历史书写，认真了解中国之外的世界，应该说是从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开始的。像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寰志略》等，都说明那个时代的知识人要“睁开眼睛看世界”。

　　而中国人真正了解世界史，首先，是来自传教士对欧洲的世界史著作的编译，像郭实腊、马礼逊和麦都司的书。特别是1900年广学会出版的《万国通史》，影响很大。其次，明治时代日本模仿欧洲的世界史著作也被翻译过来，像冈本监辅的《万国史记》在知识界就很流行，也曾经当过学校的教材。更重要的是，由于1894年甲午战败、1898年变法失败、1900年义和团之乱，晚清朝廷不得不从政治、制度和教育上大改革，这时候，“万国史”“外国史”或“世界史”的课程，进入官方主导的学校教育。1904年，官方规定，除了中国历史，大学必须讲授“万国史”，中学要讲授“欧洲和美洲史”。在这种历史大变局中，中国被迫进入世界，“世界史”这门知识也顺势进入中国。

　　晚清、民国以来，中国的“世界史”在研究、训练和教育方面，主要受到欧美、日本的影响，后来又受到苏联的影响，一直存在一些明显问题：第一，由于世界史的内容非常复杂庞大，所以，一直采取的是国别或区域历史相加、用“拼图”的方式组合成世界史，因此，国与国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的交错、互动和联系被忽略了；第二，在普遍认知和学科设置中，“世界史”（或者叫“万国史”“外国史”）和“中国史”是被分开的，在中国的大学和中学里，世界史似乎主要是中国以外的外国史，所以在中国形成了“没有中国的世界史”和“没有世界的中国史”——中国和世界的历史好像互相不沟通，唯一互相沟通的，叫作“中外关系史”；第三，世界史叙述的基本脉络和分析重心，受到西方的文明进化、发展进步的历史观和苏联的社会五阶段论等影响，使世界历史的变迁，仿佛有一个固定的“规律”或“目的”。

　　因此，1990年代“全球史”的概念进入中国之后，就引起了学界的很大兴趣。全球史强调超越国境的联系、互动、交错，正好在某种程度上修正了过去“世界史”的几大问题。只是“全球史”的门槛很高，给学者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他们不能只是一国历史的专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善于发掘被国别史遮蔽的历史文献、考古资料甚至人类学调查。同时也要求中国史学者必须把中国放在周边甚至全球背景下去理解，世界史学者要把全球历史和中国史联系起来考察。所以，现在中国学界还没有好的宏观的全球史著作。

　　但是，学界大体上都明确：“世界史”是由区域或国别史相加，是“拼图”式的写法，它往往受到某种理论的影响，形成有“中心”(欧洲中心、中国中心)、有“时代”（五阶段论、古代、中世、近世）的历史叙述；而“全球史”是超越国境，强调互相联系、影响和交错，提倡“去中心化”的历史叙述。我想，给“全球史”下定义是重要的，但比定义更重要的是，如何在全球的联系、交错、互动中研究和撰写历史，而且还能够在历史进化论、社会发展阶段论、三个世界论之外，找到一个全球文明和历史的叙述“脉络”。

　　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历史学界就意识到，全球史是与世界史不同的研究模式。2000年以后，二十年里国外有关全球史的著作，在中国翻译出版相当多，不仅麦克尼尔、雷蒙德等启迪全球史方向的著作大量翻译，就是完整和系统的全球史著作，中译本也不少。

　　但是坦率说，现在中国的全球史研究，还是有点儿中国俗话说的“雷声大，雨点小”，也就是说，介绍国际流行的全球史理论很多，但中国自己尝试撰写的全球史很少。尽管我一直说，全球史更主要是一种观察视野和研究意识，而不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一万里”的宏大叙事，现在中国也翻译了好多像胡椒的全球史、棉花的全球史、茶叶的全球史、白糖的全球史等，就是在这些具体领域，中国自己的作品也不多。

　　（作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文科资深教授。详情请参阅《南方人物周刊》第750期之《全球史是彼此联系的历史》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