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调查研究中，政治学研究的“到场”问题是比较难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于研究者而言，我们应该怎么去克服这种到场困难呢？

　　第一是层级的选择。我国是五级政府：中央、省、市、县、乡镇。越往上越难“到场”，越往下越好“到场”。所以做研究，首先要选择适当的层级来解决“到场”问题。理论上来讲是政府层级之间具有同构性，上面的问题会反映到下面，下面的问题也会被推到上面。比如，现在中央讲“四个全面”，乡镇也讲“四个全面”，这就是同构，依此类推。选择合适的层级解决到场问题，基层相对容易一点。

　　第二是“找对人”，这是方法中的方法。调查研究首先要了解事实，复现现场。问题是怎么去了解一些你不知道的事情？对于调查研究以及调研者而言，须知，世界上没有秘密，只有你不知道的事情。因此调研中找到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就是最重要的，我们称之为“找对人”。任何秘密都有人知道，西方政治学中把那些知道秘密的人就叫“Gate man”（把门人），任何事物总有一个角度可以观察得到。因此，我搞调研开始阶段就是找人，找对的人。什么是“对的人”？一是他了解情况。二是他价值中立。发生了群体性事件或腐败案件，找到当事人他肯定了解情况，但从专业角度来说却意义不大，因为那些当事的贪官不会告诉你实情，总是为自己开脱。三是他愿意跟你说。真正的难点在这里。“Gate man”怎么会轻易对一个外人说实情呢？所以，作为调研者、作为政治学者最重要的就是取得“Gate man”的信任，只有这样他才可能愿意跟你说。我在国内的各个地区、各个层级都有一些这样的朋友。他们了解我、信任我，愿意向我提供各种真实的情况。哪里发生了事情，我可以第一时间拜托当地的朋友去了解情况。有时候甚至用不着我说，他们就会主动找我。当然，这是一个需要通过定点观察和深耕积累的过程。就像费孝通深耕在江村，是因为他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村工作了多年，她就是费孝通的“Gate woman”。我去开弦弓村调研，上世纪30年代这村的人们把费达生说成是织女下凡，是上天派来救他们的人。过去养蚕的孵化率很低，蚕宝宝孵化时，开弦弓村如临大敌。人不能出门，说话不能大声，非常神秘，生怕蚕宝宝死了，一年的收成就完了。费达生当时从日本留学回国，践行实业救国，通过科学技术大大提高了蚕的存活率和出茧率，开弦弓村民把她视为神人。她在那里待了十来年，给大家培训、办厂。所以在开弦弓村，几乎没有费达生不知道的事情。费孝通来开弦弓村调研采访费达生就够了，或者他姐姐告诉他该去问谁。我们调查研究也要去找我们的“费达生”。

　　“找对人”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取得对方的信任。政治学者需要具有优于常人的取得他人信任的能力。这和自然科学家不一样，自然科学家中有很多怪人，但是政治学者不能这样，政治学者要有魅力、亲和力，需要具有取得别人信任的能力，这样人们才有可能愿意给你讲实情。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席教授、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