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网友爆料称自己在11年前遭郑州大学一老师PUA长达两年半，遭侵犯致怀孕后还被其带去医院打胎。5月10日，郑州大学党委教师工作部发布说明称，5月9日晚，网络上出现我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王某某有关问题信息。学校高度重视，已在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进行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纪依规处理。调查期间，将暂停王某某一切教学活动。（5月10日 上游新闻）

　　在爆料里，该女子发长文控诉该教授对其精神控制两年半，在其16岁时强行发生关系，被迫流产导致终身不孕。文章很长，文笔很好，字里行间都充满了力量与对该教师带着血泪的控诉。但从事实层面来讲，该女子没提供任何证据，甚至不能证明自己曾在郑大就读。部分网友也因此留言，希望其能提供部分证据。但这一合理要求，却为人指责为是在苛求“完美受害者”。

　　笔者认为，我们应当理解“性侵”案件背后的难点、痛点、堵点，但也看到，在网络时代，这种没证据的指控具有极大的危害性，损害着我们的舆论环境、法治环境，在某种程度上还消费着我们公众的正义、善良与热忱。我们要求讲证据，不是苛求一个完美受害者，相反，有证据才能确定你的受害者身份，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当然，我们理解性侵案件的特殊点，例如部分人被性侵、性骚扰之时，年纪小，抑或碍于、惧于侵害者的地位，不知、不会、不敢报警，再加上这一特殊犯罪形式取证之难，等受害者鼓起勇气，向大众、公安诉诸犯罪者的罪行之时，却没有证据可支撑。这是我们社会的褶皱，也是无数被害人的噩梦。

　　我们理解她的做法与难处，是否说明网友要求相关证据，就是对“完美受害者”的苛求呢？当然不是，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因为这背后的难处，“取证难”这一特点正在被利用，即通过毫无证据的故事搅动、裹挟舆论，以达到自身的目的，从中获益，在新闻真相呈现、新闻反转后全身而退。

　　这具体表现在近年来的“反转新闻”当中，苟晶高考案、罗冠军案、都美竹案……这些事件都有一个特点，事件的发酵依靠单方面的故事叙述，这种叙述击中社会情绪的敏感点：替考、性侵、打人，有民意基础的情绪裹挟舆论，情绪盖过事实，以至于问一句“有证据吗？”，反而成为众矢之的。

　　另一方面。不止被性侵会成人一辈子的阴影，毫无证据的性侵指控也会。1966年，汪康夫因涉嫌“强奸、猥亵少女”被判有期徒刑十年，这是一桩荒谬的审判，罪犯不知犯了何罪，被害人也不知道被害何事，毫无证据可言。汪康夫的人生、家庭也被之改变。2022年10月，与强奸指控抗争了44年的汪康夫老人离世了，到死也没有等来清白。

　　避免这样的悲剧，就应该真正践行法治，而非人治、情治、网治。而法治的内在要求则是围绕着证据展开，有一份证据讲一份理。在法治面前不能讲共情，人的共情是单向度的，而法治是双向度的，应该给每一方摆证据、讲道理的机会。

　　“有证据吗”的疑问不是无情、不是泼冷水，其背后是理性与真诚，更不是苛求完美受害者。因为有证据，你才是受害者，有证据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这虽然对部分群体显得不近人情，“十多年前的证据我该怎么找？”罗翔老师说过，我们应接受一些法治中的BUG。或许这就是我们应该接受的BUG，没有证据、证人、证物，就算其真发生过，从法律角度也要默认其不存在，因为换个角度，如果毫无证据、证人、证物的指控指向自己呢？

　　总之，这件事该回到讲证据的法治轨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