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3月，身处京师官场的曾国藩，写给湖南的家信中有如下一段话：孙男女皆好，拟于三月间点牛痘。此间牛痘局系广东京官请名医设局积德，不索一钱，万无一失。这封家书中提到了“点牛痘”和“牛痘局”。借助于大航海之后东西方交通的便利，1805年，牛痘接种法传入中国，揭开了晚清防治天花的施种牛痘时代。专门为“点牛痘”而设的“牛痘局”，是传统地方慈善组织的延续，也是晚清新设众局中的一局，更是近代专门防疫机构的滥觞。

　　早期的牛痘公局

　　曾国藩家书中言及的“牛痘局”，是1828年设于北京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京都种痘公局，“广东京官”是粤籍翰林院编修曾望颜。鸦片战争之前牛痘输入中国的路径，是与清廷对外开放的一口通商贸易格局息息相关的。牛痘术最早在广东传播，从事对外贸易的洋行商人率先接触和接受该法，并招募人学习种痘术、刊刻种痘书籍。南海人邱熺是早期学习施种牛痘术的中国人之一，他将种牛痘的方法“笔之于书”，这就是后来影响颇大的《引痘略》一书。此后，牛痘术迅速传播开来，从广东北上至两湖、江苏、江西、京师、天津等处。重要标志就是在各地纷纷设立牛痘局，延医种痘。

　　1828年的京都种痘公局是典型的早期牛痘公局。从组织形态来说，它是行善举的善局，延续了明清以来善堂、善会等慈善组织的传统，主要目的是为了造福地方社会。从组织者来看，是由乐于公益事业的官员和地方上有名望的绅商联合发起，解决其经费及信任度等诸种事由。除了发起者之外，尚有数名管理者“按期轮班到局”，并且特聘“慎重者两人，在局专司引种之事”，此外还有长班杂役。种痘公局自然是以为婴童“种痘”这一慈善之举为最要之务。不过，京都种痘公局也将传播牛痘术视为己任，在局章中特别声明：“有愿学者，按期到局，以便指点部位，用刀之法，局中送书一本，刀一把。”

　　同为京畿之地的天津，地方绅士华光炜读过邱熺的《引痘略》之后，“知引种牛痘，其效甚速，可免婴儿花痘之厄”。遂在天津盐商的捐助下，于1852年创设保赤堂牛痘公局，坐落于津门城内鼓楼南。保赤堂牛痘公局一般在每年春季施种牛痘，到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停止。凡欲施种的家庭，先到牛痘局挂号，预定种痘的时间，到期风雨不改，持票为证。种痘之后附送痘后宜忌章程，一律分文不取。

　　早期的牛痘公局，除了京都种痘公局和天津保赤堂外，还随着牛痘术的传播，零星见于各地。光绪《续纂句容县志》记载，该县在道光年间即由知县王检心和教谕张履倡捐设立牛痘局，“延丹徒王新吾刺种”。光绪《金陵通传》中记载南京于道光年间“倡设牛痘局于诸葛祠”。光绪《重修安徽通志》中记载，合肥人戴鸿恩曾经“捐设牛痘局十有六年”。总体来看，这一时期牛痘公局的开设，是与牛痘术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互相印证的。

　　同治、光绪年间牛痘官局普遍开设

　　同光年间，各地开始普设牛痘局用于预防天花。相比道咸两朝早期牛痘公局的创立，这一时期的牛痘局开始渐具官方色彩，很多局都是地方督抚或者府厅州道县主政官员提倡设立。开局的运营经费中不再单纯由官绅个人捐助或地方社会力量承担，增加了官府公费拨款这一项。光绪年间的《点石斋画报》称牛痘官局能够普立是因为“各省大吏知其有利无弊，饬属筹费设局，如法实行”。

　　1862年，上海天花一度流行，时任苏松太道应宝时在城隍庙内设官立牛痘局，每周开放四天，免费种痘。之所以设在城隍庙内，是考虑到其周围贫民众多，果然前来引种者甚多，“日辄数百”，不仅服务上海贫家婴孩，还辐射江浙皖数省。主持种痘事宜的是黄春圃，他热心种痘事业，执业长达四十余年。王韬曾称赞：“先生黎明即起，终日奔走，无问风雨寒暑，恒至夜分不息，忘餐废寝，从无几微厌倦之色。”

　　得风气之先的江南各地也纷纷于同治光绪年间开设牛痘官局，翻看江南各地方志，对此多有记载。譬如，1869年，高邮“奉各宪札发牛痘书，通饬各州县遵照举行”，创设牛痘局。太仓州镇洋县由知州蒯德模在隆福寺创办牛痘局；1882年，青浦县由知县吴康寿筹办牛痘局；1886年，泗阳县牛痘局由淮阴医生马少北创办；1887年，江阴县牛痘局由知县许之轸创办……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江南牛痘官局渐次普及。

　　西北也在这一时期推进牛痘官局的创设。甘肃兰州早在咸丰年间，就由进士吴可读募捐创设牛痘局。在《创设牛痘局启》一文中，他号召地方士绅助力造福乡里。“敢告仁人共成义举，从此泽流金郡，家无哭子之哀。”1881年，陕甘总督杨昌浚于兰州城隍庙正式创设官办牛痘局。1883年新疆建省前夕，正值传染病天花流行，处理新疆事务的各善后局委员呈请首任巡抚刘锦棠，仿照内地设局点种牛痘。刘锦棠在奏疏中称：“查牛痘之法本极妥当，凡是早经种过者多不再发，即间有传染亦极轻微，并无险症，历试不爽。”他划拨经费派员先行试办之后，又在哈密、昌吉、阿克苏、乌什等九地创设牛痘官局，从内地招募痘医，种痘防病。1884年，刘锦棠将创设牛痘局一事呈报立案，成为定制。1890年，新疆裁撤各种冗局，但在护任巡抚魏光焘的奏折中，13处牛痘局“因地制宜，刻难裁减”，都保留了下来，这是新疆现代卫生机构的起源之一。

　　江南、西北之外的两湖、中原、直隶、东北等地，也纷纷在这一时期创办牛痘官局。牛痘官局于同光年间普设，并非偶然的历史现象。一方面，它是泰西牛痘之法在晚清逐渐传播、扩展的过程，体现了时人对现代免疫科学的接受。另一方面，地方官员普遍热心开局，在于其“有利无弊”。种痘以预防天花，并非西方首创。晚明出现于江西弋阳和皖南的种人痘术，在清代其实已经遍及大江南北。人痘法有一定的危险、禁忌较多、效率不高。不过，若没有16世纪中叶以来施种人痘的中医防治传统，晚清国人也就无法很快认识到牛痘法的优点，从而迅速接受它。

　　慈善、防疫与制度变迁

　　理解同光年间牛痘局普设，需要回到当时的新旧传统中“观看”。“局”作为职官机构的名称，古已有之。古代的“局”零星散见于史籍，基本与皇家或者手工业相关，譬如尚食局、尚药局、织造局等，具有一定的技术性传统。但数量庞大、种类繁杂、功能多元且处理众多行政事务的局，则开始于晚清。19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应对太平天国战事的需要，清廷地方督抚在传统正式官僚体制之外，成立了诸多“专事专办”的临时的“局”，自此开启了晚清督抚因事设局的传统，导致同治至清末新政这一段时间大量“局”的涌现，许多局旋设旋撤，也有一些“局”逐渐固化下来，成为今天卫生局、教育局等现代科层组织的前身。牛痘局的普设，也应该放在晚清设局的新制度传统中理解。

　　地方设官局施种牛痘，很大程度上是多出来的事务，传统的府厅州县常官组织无法应对。“局”具有体制外的灵活性，督抚可以一定程度上根据需要，因事设局。施种牛痘需要在技术、经费、管理上与绅商为代表的地方社会力量打交道，委绅设局或者官督商办的设局灵活性可以较好协调官方与非官方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以牛痘局、洋务局等为代表的技术性局，逐渐走上从专办某事到专职分工的科层制之路。许多地方的牛痘局都演化成后来的防疫局、卫生局，是近代专门的防疫机构和卫生机构的前身和渊源所在。

　　同治之后的牛痘局，多具有官局色彩。不过，早期定位为慈善组织的善局、义局传统，也一直影响着牛痘局的开局与运营。各地牛痘局的开局选址，一般都在祠堂、庙宇之中，这些空间本来就是传统意义上的慈善机构所在地。晚清以来，地方社会形成了诸多带有慈善性质的局堂会所，比如育婴堂、济良所、掩骨会、牛痘局等。官员与乡贤都乐于主持襄助这一类事务。清末《济南报》上有一篇临朐县县令呈请开办牛痘局的禀文，很能体现官员所思所想。地方官秉持的理念是传统民本思想中的“爱民”，继而从造福一方的角度来看，通过捐廉设牛痘局不仅能成为官员办新政的政绩，也可以为本人“积德”，更能与绅商一起，成为方志中的书写和记载对象，流芳后世。

　　对于地方绅商而言，与官方合作创设牛痘局，是功在乡里的善举。纵观晚清各地牛痘局，地方社会力量的介入程度决定着其能否有效和长久运营。首先是经费问题。官方在开局和运行之际，尽管会划拨一定经费，但更多需要地方社会的捐助。商人的直接出资、捐钱的利息、田地出租的租金共同构成了维持牛痘局运营的常年经费。以天津牛痘局为例，它能够很好运营，离不开盐商的持续资金援助。经费之外，地方绅商也参与到局务管理之中。牛痘局的核心业务是施种牛痘，但具体牵涉到痘苗引进保存、种痘的技术和刀法、生徒的培养等，都离不开地方绅商的参与。

　　（作者：姜海龙，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