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钺　　

　　[摘要] 整合城乡市场资源、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立足于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从数字经济的精准匹配效应、知识溢出效应、协同效应和分配效应四个方面系统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市场整合的理论逻辑。在此基础上，基于商品市场整合和要素市场整合的双重视角对当前中国城乡市场整合的现状进行全面剖析，进一步探究造成我国城乡市场分割的深层原因。最后，提出了依靠数字经济促进城乡市场整合的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市场整合；数字经济；城乡融合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2-0039-10

　　一、引言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整合城乡市场资源、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是重塑新型城乡关系，实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受城乡二元结构影响，中国城乡市场中的要素、商品等资源往往处于相互独立的状态，这不仅严重影响了资源在城乡间的优化配置，还阻碍了城乡融合的实现。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其所伴随的信息传递优势、低交易成本优势、平台经济优势等不仅能够打破阻碍我国农村市场发展的资源单一、流通成本过高、资本短缺等限制性条件，还能够加速城乡市场间的信息交换、要素流动、商品流通等，逐步打开城乡商品和要素市场间的“黑箱”，促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供给侧和需求侧能够实现精准对接，进而也成为推动城乡间市场整合的重要力量。

　　城乡市场整合问题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城乡市场整合是破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必要手段；^[1]与此同时，城乡市场整合更是将农村市场纳入全国统一大市场中的有效手段。通过城乡间市场的整合，可以加速实现城乡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从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2]通过梳理现有文献可以发现，现有学界关于城乡市场整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乡市场整合的意义、城乡市场整合程度的测算、城乡市场分割的成因、区域性城乡市场体系的建立、城乡市场整合的政策支持等方面，^[3][4][5] 这为本研究的开展提供了较好的启示。然而，遗憾的是，这些研究还未充分关注到数字经济的发展及其伴随的诸多数字化效应对城乡市场整合的影响，这无疑不利于充分掌握和明确数字经济时代推进城乡市场整合的规律及路径，也不利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开展与实施。因此，本文基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围绕“数字经济如何赋能城乡市场整合”这一议题，在理论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城乡市场整合的内在机制的基础上，深入剖析我国城乡间市场分割的形成原因和城乡市场分割现状，借此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基于此，为我国更好依托数字优势，加快城乡间的市场整合，高质量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体现在：第一，从匹配、溢出、协同和分配四个层面，系统剖析了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市场整合的内在机制，并在理论上进行了积极探讨，揭示出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发展中国家解决城乡融合问题的特殊意义；第二，基于城乡间商品市场整合和要素市场整合的双重视角对中国城乡市场整合的现状进行了全面性分析，并进一步探究了当前造成我国城乡市场分割的原因；第三，在理论和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城乡市场整合，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践路径，从而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启示意义。　　 

　　二、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市场整合的理论逻辑　　 

　　（一）数字经济的精准匹配效应为城乡要素双向流动提供了新路径

　　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所具有的外部性、共享性和网络性等特征，为城乡间要素的快速链接以及信息的即时传播提供了可能，不仅极大降低了城乡市场中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出现，还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城乡两个市场之间供给和需求的精准对接，为我国城乡市场间的商品和要素依照市场信号进行自由流动提供了一条便捷、高效的“数字化高速公路”，有利于促进城乡间的市场整合。

　　受资源禀赋和历史条件的制约，我国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以小规模经营为主，普遍面临着规模不经济、管理效率低等问题，与此同时，农产品的流通往往需要经过农户、中间商、城市经销商、消费者等多个中间环节和多类市场主体，高昂的流通成本阻碍了农产品的流出。此外，受地理距离和基础设施等的限制，农村地区往往处于信息劣势，其无法通过有效的信息接触大市场，导致要素和商品与城市市场的分离。数字技术和数字平台的出现打破了供需双方间的信息传输壁垒，提升了金融要素对乡村特色产业投资的敏感性，解决了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中的技能岗位不匹配等问题，从“资金链”“信息链”“销售链”解决了农村地区资源、要素等与城市的分离。除此之外，随着数字基础设施（例如光纤、宽带、电脑等）在农村地区建设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可以减少城乡市场中经济活动的信息不对称，这不仅提高了劳动力和资本等要素的信息获取能力，还能够降低信息搜寻成本和合约成本，促使城乡间产品贸易的发生；另一方面，以京东、淘宝、拼多多等为代表的第三方电子商务数字化平台的应用，可以便捷地实现信息的线上传输与交流，加之网络上众多方言自动识别、翻译软件等的出现，也可以降低由于城乡地区间语言差异所形成的信息沟通障碍，实现供给与需求的精准对接与匹配，为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创造了便利，有利于城乡市场间的整合。

　　（二）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为缩小城乡生产率差距提供新动能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数字技术在突破城乡地域限制的同时，其所伴随的空间知识溢出和技术扩散可以助推农村地区生产技术的提升和农民知识水平的增加，从而提高生产效率，缩小城乡市场间的内生发展差距，加速城乡市场间的整合。

　　数字化转型是推动农村地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和方式，但是数字技术往往具有技能偏向性的特征，使其往往最先作用于基础较好的城市而不是农村，从而拉大了城乡之间的生产率差距和市场发展差距。然而，随着数字经济发展的深度和广度的增加，其不仅直接会对农村地区的生产率产生影响，由数字资源集聚所产生的空间溢出效应和技术渗透作用还会加速提升农村地区的数字化水平。^[6]依托于数字技术对农地、劳动力、资本进行高效化配置，数字化水平的提升必然会促使农村产业新业态的出现，从而使得农村地区在实现产业振兴的同时逐渐缩小与城市生产率的差距，更有利于城乡市场间商贸的开展。除此之外，数字经济具有的共享性和外部性特征使得其在突破时空限制的同时，还可以传播、溢出优秀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从而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使得邻近地区可以借此加速布局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加大技术引进和乡村人才培养，借助地理邻近和数字经济的低成本高效率传播优势，实现本地区的农产品产业结构转型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也即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的农业生产率，还能够通过溢出效应带动周边或者其他农村地区的发展，从而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城乡市场的整合。

　　（三）数字经济的协同效应为缩小城乡市场发展差距提供新途径

　　外部性特征的存在使得数字经济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从而使得数字技术和数字经济不仅能够促进本地区的发展，还能够同时调动其他农村和城市地区中的闲置资源，在农村与农村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形成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协同整体，充分发挥出“1+1>2”的协同效应，打通城乡市场在生产、要素、流通上的各个环节，在此基础上不断缩小城市和乡村之间商品及要素市场的发展差距。

　　当前，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数字化制造等数字生产力的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不仅重塑了城乡区域发展格局，还改变了传统的工农业分工与集聚态势，成为推动城乡之间协同发展的重要力量。^[7]其中，数字经济下的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建设是发挥数字经济协同效应，缩小城乡市场差距的重要途径。首先，数字乡村建设的着力点在于扩大农村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供给，力图通过农村数字基础设施普及率的提升实现广大农村地区与城市的数据共享、资源共享，从而能够更好地发挥农村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协同效应，助推农村地区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实现，以期在实现农村产业结构升级的同时使得农产品质量也得到有效提升，更好地与城市居民市场需求有效链接，促进城乡市场整合；其次，智慧城市建设可以更好地提升城市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提升城市的管理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实现城镇化、工业化和信息化与农业现代化的深度融发与发展，为城乡之间商品、劳动力、金融资本的整合提供了便利。依托于数字乡村和智慧城市的建设，可以实现城乡之间的协同互动，使得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升城市的普惠性水平，不仅能够缩小城乡间的发展差距，还能够高效解决城乡市场整合中的供需匹配问题、资金短缺问题，提升城乡市场间的商品、要素配置效率，从而有利于城乡市场整合的实现。

　　（四）数字经济的分配效应为破解城乡市场发展瓶颈提供新基础

　　数字红利释放的前提条件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接入。随着互联网等网络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接入，数字红利逐渐分配至农村居民群体，在增加农村居民收入的同时还能够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和利润率，有效扩大了城乡居民对农产品的需求。^[8]除此之外，数字经济的分配效应还表现在教育领域，也即数字基础设施在农村的接入拓宽了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获取渠道，促进了农村地区教育的发展，为提升乡村人力资本水平，储备乡村市场建设后备人才，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市场整合奠定了人才基础。

　　受限于城乡之间数字基础设施初始禀赋的不同，城市较早地享受到数字红利，且配额较大。随着互联网在农村地区接入率的提升，一些农村地区利用以淘宝网为代表的电子商务平台，与来自全国各地的消费者实现低成本、高效率交流，在突破城乡市场地域限制的同时，极大地提升了交易量，增加了农户的收入。区别于传统的交易模式，线上交易能够为农户提供涵盖消费者、竞争者、第三方企业等多维群体的信息，在扩大销路、提升交易效率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困扰农民的农产品滞销问题。与此同时，通过销售大数据可以精准识别出用户需求，进而依照需求改进农产品品质，实现以销定产，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9]而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又会引致农产品需求的增长，在正向反馈的“棘轮效应”作用下，农产品的需求量和附加值水平会逐步提高，从而有利于与城市市场实现整合。

　　数字经济的分配效应在教育领域也较为突出。农村地区的教育资源较为欠缺，而数字经济的发展丰富了知识的获取途径和获取方式，不仅将传统的单一线下教育模式转变为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还可以通过互联网络自学到所需的知识，从而有利于弥补农村地区教育资源的不足，使教育资源在城乡间的配置向公平方向发展。^[10]数字经济通过重塑学习环境、教育方式、知识供给方式等，将大大提升农村地区的受教育程度、技术水平等，为农村地区的招商引资、劳动生产率提升、农产品供给质量提升等提供人才后备力量，从而缩小城乡市场间的发展差距，推动城乡市场间的有效衔接和整合。

　　值得注意的是，数字经济在促进城乡市场整合的同时，也催生出了一些新的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在方便各主体获取信息的同时，也出现了信息大量冗余的困境，虚假信息、网络谣言等严重影响了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决策，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城乡市场整合的困难；此外，数字平台具有“成本次可加性”特征，因而也伴随着严重的垄断行为，妨碍了市场秩序的正常运行，干扰了市场价格，从而对城乡间商品和要素市场整合的推进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我国城乡之间的数字经济发展依然面临着不平衡的问题，“数字鸿沟”“数字孤岛”等还没有得到较好的解决，在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因为不能上网或者不会上网等原因导致的“数字难民”仍然较多存在，从而无法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红利，不利于城乡间的市场整合。　　 

　　三、中国城乡市场整合的现状和城乡市场分割的成因分析　　 

　　（一）中国城乡市场整合的现状

　　1. 城乡商品市场整合的现状

　　现有学界关于市场整合指数的测算方法主要有相对价格法、经济周期法、问卷调查法和贸易法等。其中，相对价格法是在“一价定律”和“冰山成本模型”理论的基础上，以地区间相同商品价格的相对差异衡量市场整合水平。^[11][12]价格法的内在逻辑是如果城乡间同种商品价格的变异系数以及边界效应缩小，抑或是商品价格在统计上趋同，则说明城乡市场趋于整合，市场分割程度下降。相较于其他方法，价格法在计算市场整合指标时纳入了更多的信息，并且数据可获得性较好。基于此，本文采用相对价格法对中国城市间的市场整合程度进行测算，具体计算公式如式（1）所示。

　　（1）

　　在式（1）中，u和r分别代表城市和农村，k为某种商品或者要素类别，P为相应商品的价格。本研究选用绝对值形式以避免取对数之后u和r两个地区的价格因为分子分母位置变换引起的符号方向发生变化。

　　城乡间的市场整合程度conurt可以用市场分割指标的倒数表征，具体见式（2）所示。

　　（2）

　　式 （2）中的价格数据选用城乡商品零售价格定基指数（以1978年为基期）描述，具体数据来源于2011—2021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数据的统计年份为2010—2020年。具体的城乡商品市场整合程度如表1所示。

　　表1 2010-2020年间中国城乡商品市场整合指数

　　资料来源：根据2011-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从表1可以看出，2010—2020年以来中国城市和农村商品市场之间的市场分割态势明显，商品市场的城乡市场整合程度还较低。除了2012年、2015年、2018年三个年份以外，其余年份城市和农村间的商品市场整合指数均较上年度有所下降，其中2019年、2017年和2020年的城乡市场整合指数较上年相比下降幅度较大，分别下降了95.819%、51.127%、44.610%，呈现出一定的逆市场整合趋势。我国城市和农村的商品市场间呈现出的市场分割趋势，反映出城市商品市场的发展速度远高于农村商品市场，城乡商品市场二元分割的格局明显。

　　2. 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的现状

　　在测算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时，需要使用到劳动力的价格数据。由于劳动力的价格可以通过劳动力工资表征，因此我们选取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来衡量城市劳动力和农村劳动力的价格，并将其代入式（1）和式（2）中，具体的测算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2011-2020年间中国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

　　注：由于2009年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数据缺失，因而无法通过相对价格法测算得到2010年的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水平，因而城乡劳动力市场整合指数测算的时间起点为2011年。

　　资料来源：根据2012-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其中2013年和2014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开展的城乡一体化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　　 

　　从表2可以看出，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市场也呈现出一定的逆市场整合趋势。自2017年以来，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市场整合指数的增长率一直呈下降态势，从2016年的28.522%下降到2018年8.895%，甚至在2019年、2020年间呈现出负数增长的局势。可能的原因在于，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劳动力就业市场中更偏向于技术工人和高学历劳动力，并愿意对其支付较高的工资，技能劳动力和非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工资差距也在逐渐扩大。受初始教育资源在城乡间分布不均衡的影响，我国农村劳动力的平均人力资本水平普遍低于城市劳动力，即使是在相同的受教育水平上，受劳动力所掌握的人际关系网络、信息资源等的不同，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并没有获得与城镇劳动力一样的就业机会。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就业市场中存在着明显的行业分割和职业分割，进城务工人员即便拥有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劳动生产率和特征的情形下，依然从事一些低技能职业，如商业性服务人员、普通机械设备操作人员、运输、外卖人员等，在一些职业的获得上仍然存在着对进城务工人员的排斥和歧视。

　　3. 城乡金融市场整合的现状

　　金融资本是保障经济和生产活动正常运转重要物质基础。城乡金融体系是否对接，金融市场是否整合不仅关系到城乡融合发展目标的推进，还影响着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现。由于金融要素的价格很难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做出区分，因而前述基于“一价定律”基础上的城乡市场整合指数的测算方法在金融市场领域并不适用。基于此，我们通过分析城市和农村的金融体系发展现状、农村金融供给等对城乡金融市场的整合现状进行探析。

　　相较于城市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体系仍然是当前整个金融体系的薄弱环节。^[13]目前，我国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渠道和供给主体主要包括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农村信用社、商业银行等正规性金融机构以及一些民间金融组织（金融服务社、各种民间协会、基金会）等非正规性金融机构。从表面上看，农村金融产品的供给渠道和供给体系似乎比较完善，但是与城市的金融体系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并且城乡金融体系目前呈现出不平等对接的趋势，具体表现为金融改革呈现出“重城市、轻农村”的特点，农村正规金融在农村金融市场中呈现出“边缘化”的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的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在此政策偏向的影响下，各种金融要素也受趋利性特征的支配向城市地区流动，从而使得金融抑制现象在我国的农村地区表现尤为突出。另外，由于农户的“活体资产”“农作物资产”等不容易进行确权、抵押和监管，许多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往往认为农村地区具有较高的信贷风险，不轻易向涉农企业和农户发放贷款，金融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的功能缺陷明显；与此同时，受限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和“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思路的影响，政策性银行、商业性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等正规性金融机构在农村地区网点规模普遍较小，各类金融机构为了规避风险，只留出一部分能够保障基本需求的资金，而资金不足的同时金融服务和贷款的种类也较为单一，这些现状已经严重影响了农村地区金融体系的发展，使得城乡金融市场的发展差距不断拉大。面对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涉农贷款资金供给的不足，农户和农业企业开始选择非正规金融机构进行融资，这些非正规金融机构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户和涉农企业的资金需求，但是由于尚缺乏完善的法律监管体系和政策支持，利率水平相对较高的同时抵御风险的能力却较弱，不利于长期的扩大再生产。

　　在农村金融体系发展滞后的同时，农村金融产品供给也表现出了强烈的“非农化”趋势。一方面，农村储蓄资金通过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村镇银行、各商业银行等流向城市。农村存款资金的大量外流与资金需求缺口的加大使得本身就资金短缺的农业产业化发展更加举步维艰。另一方面，全社会的信贷资金更倾向于城市和非农建设领域。从信贷资金的投向来看，主要分布在服务业、制造业等非农产业部门。据中国人民银行网站公布的数据显示，自2015年开始我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占比大致呈振荡下降趋势，2020年中国本外币涉农贷款余额占比为22.55%，比2019年降低了0.44个百分点。

　　综上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体系不健全，金融机构设置不合理，政策性农村金融和农村信用社的政策职能不断弱化，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我国当前面临着农村信贷市场供求失衡以及农村金融发展滞后于城市金融发展等困境，城乡金融市场分割严重。

　　（二）中国城乡市场分割的成因分析

　　1. 城乡市场信息的不对称阻碍了城乡市场的整合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往往具有更加多样化的信息获取途径。城市居民可以通过网络电视、计算机、图书、宣传平台等媒介，获得充分的市场信息，在此基础上利用专业知识对这些信息进行对比和总结，从中筛选出符合自身需求的内容。而在农村地区，受地理距离、道路闭塞、基础设施建设落后、“数字鸿沟”等因素的制约，农村地区获取信息的渠道十分匮乏，缺乏与外界进行信息交流、沟通的渠道，农民和乡镇企业大多只能获得片面的市场信息，并且有些信息还滞后于市场的发展动态，因此城乡市场间面临着信息不对称的困境。除此之外，我国农村市场的信息体系还不健全，使得农村生产主体获取信息的途径主要还是电话、广播、聊天等传统形式，并且受资金的制约，新的网络设备和信息收集技术并未广泛使用，加之农民大多受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相应的信息素质，获取信息的能力较低。总体来说，农民“信息贫困”是造成城乡差距扩大、城乡市场分割的重要原因。

　　2．产品生产重视城市居民需求，忽视农村居民需求

　　受收入水平和购买力水平的限制，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城市居民存在较大差距，从而导致了产品市场中的生产者大多更为重视城市居民的需求，将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重心都放在满足更具购买力水平的城市居民身上，忽视了购买力相对薄弱的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和使用习惯，从而导致现有的消费产品结构在城乡间存在较为严重的偏差，相较于城市居民，农民更难购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这也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居民的消费潜力。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村居民在消费层次、消费时间和获取信息方面均存在滞后性，而且由于生活居住环境的特点，农村居民在消费过程中往往具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和心理活动，也即其不仅关注商品的质量与耐用性，同时对价格更为敏感，所以在城市市场中销量较高的产品并不一定能够满足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在农村市场中受欢迎的商品也可能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需要。这些因素的存在使得城乡商品市场之间出现分割。

　　3.自给自足的经济理念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

　　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村地区长期保留着自给自足的经济观念，加上我国城市和农村在资源、经济发展、受教育水平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更是导致了农村居民在面对外部事物和吸收外部信息往往是趋于保守，不愿意接纳其中新的思想和新产品，不仅使得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形成了一定的思维差异，造成城乡二元思想意识分割，也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在自给自足经济观念的影响下，农村居民形成了以求稳、怕变为典型思维的小农思想，过于追求安稳生活而不敢在未知领域进行尝试，将个人需求放在生产活动首位，商业、商品思维薄弱，成为限制农村产业发展、农村金融市场发展、农村商品市场规模进一步扩大的掣肘。另外，由于农民的受教育水平较低，对商品的认知程度无法准确甄别假冒产品、虚假销售等违法行为，加之农村市场缺乏统一的管理、监管也严重不足，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现象在农村地区发生更为频繁，这些均进一步限制了农村市场的发展，扩大了城乡市场差距。

　　4．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差异不利于城乡市场间的互动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系列城市偏向政策的作用下，基础设施的建设率先在城市地区开展，农村地区较为滞后，因而也使得当前我国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面临供给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质量不高的困境，与城市存在较大差距，并已成为阻碍城乡市场整合的重要方面。例如，农村地区交通基础设施的不完善，不仅限制了农村地区商品、劳动力的流出，也限制了城市中商品和要素的流入，阻碍了金融资本对农村潜力项目的投资，不利于城乡间商品和要素市场的整合。除此之外，互联网络等新型基础设施在农村地区的建设水平还不高，特别是部分山区乡村受区位条件限制，物理基础设施尚未完善，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面临投资大、建设难度更大的问题，阻碍了农村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农业生产、消费和流通各环节上的信息化应用水平还较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与城市市场的沟通和互动。　　 

　　四、数字经济赋能城乡市场整合的实践路径　　 

　　（一）加快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打破城乡“数字鸿沟”

　　新型基础设施中涵盖了数字基础设施和信息基础设施，以及对原有的基础设施进行数字化改造。当前，我国“数字农村”和“智慧城市”建设正在如火如荼进行，这对于缓解城乡市场分割起到了一定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农村地区的投资规模、建设成果、产业融合程度等与城乡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和互联网普及率程度较低，“数字鸿沟”现象客观存在，阻碍了城乡市场融合进一步释放动能。首先，要加大对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原有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项目等的投资力度，加快补齐农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短板，推动农村5G基站、大数据中心、数字政务等基础设施和应用场景建设，同时加快乡村道路、水电、低速宽带等传统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其次，逐步实现城市中心区域与周边郊县之间以及相邻乡镇之间数字基础设施的一体化与联通化，提高农村地区数字接入端口的可获得性，实现城市与农村之间新型基础设施规划、市场布局、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互联互通和提质增效，逐步实现高水平的城乡发展一体化，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最后，为农村地区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并且对农村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应用数字化技术提供精准的数字帮扶服务，与此同时，加快农村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网点的数字化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农村各领域的信息高质量传输和低交易成本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数字经济的精准匹配效应。

　　（二）依托数字技术积极培育农村特色产业，建成覆盖城乡的特色产业链条

　　推动城乡市场整合的关键是提升农村产业的竞争力，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特色产业链条。基于此，要积极将数字化生产技术融入农村地区产业发展中，有效促进农村产业的转型升级与高质量发展，并充分利用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带动周边地区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推动形成城乡一体的上下游产业链，从而同时扩大城乡市场的消费规模，推进城乡市场的有效对接。具体来讲，首先，为农村地区提供专业的数字化发展指导，加快其在乡村养殖、农产品加工、商品和要素流动、信贷金融等领域的数字化重构步伐，帮助乡村加快建成一条集资金、养殖、加工、运输为一体的智能化产业体系，加速乡村农业发展与数字技术全方位、全流程、全路径的深度融合，丰富“三农”服务的供给和智能终端。其次，要重视数字经济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构建城乡产业协同数字平台，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知识溢出和技术溢出，从而强化产业链上下游各类主体的有效衔接和高质量发展，激发农村产业资源活力，提高农村产业价值链条附加值，引导城市先进技术、资本等要素下沉，为乡村发展注入数字活力，探索建设城乡一体化的物联网平台、供需接洽平台等新型数字平台，提升城乡市场整合效率。最后，利用数字平台和数字媒体的优势，引导农村产业与第三产业如饮食农业、文化农业、休闲旅游业形成联动，从而建成覆盖城乡的特色产业链，助推城乡间的市场整合。

　　（三）加强数字化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实现城乡间商品和要素的双向流动

　　城乡间商品和要素的双向流动是实现城乡市场的关键。受城乡二元结构、户籍制度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城乡之间的要素往往难以实现自由流动，严重影响了城乡间的市场整合。基于此，首先，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的载体作用，以数据为介质促进城乡关键要素和商品的交流互惠，不断模糊城乡间要素流动的边界，打破城乡要素流动壁垒。依托数字技术和流通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促进城乡要素双向畅通流动和要素动能释放，为打造城乡一体的商品和要素交易场所提供支持。其次，联合电商平台、企业、农户和金融机构，打造符合当地经济特点的数字化市场交易平台，借助大数据的优势提升对商品流和信息流的整合速度，进而缩短城乡商品和要素的流通时间。再次，进一步发挥数字技术在普惠金融领域的应用，将金融活水引至普通农户和涉农企业，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的金融要素可得性和满意度，不断缩小城乡金融市场差距。除此之外，加强农村居民数字技能培训，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经济的认知和应用能力，将电子商务、计算机技能、互联网技术等相关课程纳入到农民职业技能培训中，且要针对不同的群体实施差异化的数字技能培训，重点提高农村老年人、留守儿童和妇女等农村特殊人群信息化素养和技能，通过提升自身技能水平，使得农村劳动力更容易在城市就业。最后，尽快出台完善的数字化人才入农村激励政策，通过优惠补贴等加快数字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吸引数字化专业人才向农村流动；地方政府要鼓励企业、高校等选派更多的数字化专业人才进农村进行指导，充分发挥知识溢出效应，畅通城乡人才要素的流动机制。

　　（四）完善数字治理体系，保障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

　　数字经济的发展也催生出了“数据孤岛”、数字平台垄断等一系列负面影响，因此需逐步完善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和治理体系。首先，加快推动城乡商品和要素市场数据的整合与共享，通过建设城乡市场数据资料库，对城乡市场数据资源进行统一的集合和处理，着力消除城乡间、部门间、层级间“数据孤岛”现象，充分利用好数据要素流动带来的溢出效应。其次，进一步完善城乡数字化治理体系，以城乡数字化协同治理政策为着力点，探索打造集党建、市场管理、公共事务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信息政务管理系统，进一步开发城乡融合大数据管理平台等，并以此为载体推动城乡数据治理的一体化发展，打通数字乡村与智慧城市的双轨并行模式。最后，利用数字化技术治理城乡市场环境。我国农村市场中往往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监管不力等问题，因而假冒伪劣产品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屡见不鲜，因此要积极引入数字化技术治理市场环境，在行政审批、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等工作环节加快数字化应用，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式对违法行为进行有效甄别与实时检查，实现穿透式、全面性监管和治理，营造出良好的城乡市场环境。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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