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服尽量穿宽松一些。”浙江杭州一企业职工王菲菲（化名）怀孕后，并没在第一时间与公司同事分享喜讯，而是选择隐瞒。“之前有同事因为怀孕，绩效全被扣了，所以能瞒尽量瞒，等年底评过绩效后再说。”就这样，直到孕22周，“实在瞒不住了”，王菲菲才告诉公司自己怀孕了。王菲菲说，从以往同事的经历看，公司年底的绩效考核对怀孕女职工很不友好，基本拿不到绩效考核奖。近年来，越来越多职场女性像王菲菲一样，在怀孕后的最初几个月选择隐瞒已孕情况，“隐孕”已成为女性的一种不得已的职场生存策略。

　　出于被降薪、辞退、影响试用期转正、升职加薪等后果的担忧，很多职场女性会隐瞒自已怀孕的事实。这样做，既让怀孕的女职工存在很大的安全和健康隐患，又给用人单位增加了不确定成本，比如提前对怀孕女职工工作任务进行统筹，对孕中和产后的人员力量进行重新分配，以及对怀孕后职工给予相应的照顾等。职场“隐孕”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值得分析，也亟待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

　　这种现象发生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性别歧视。出于控制成本和规避风险的考虑，很多用人单位对怀孕的女职工有抵触，有的就采取了调岗、降薪等手段来应对，导致女职工怀孕后的权利受到侵害。

　　某招聘网站发布的《2020中国女性职场现状调查报告》中显示，有58.25%的女性遭遇了“应聘过程中被问及婚姻生育状况”，在追究造成职场中性别不平等的主要原因时，63.98%的职业女性认为“生育是女性摆脱不掉的负担”。在各级法院通报的典型案例中，不乏因怀孕被开除、降薪、扣除绩效等例证。正是大量的现实例子，使得众多职场女性产生了恐惧感，隐瞒怀孕便成了一种条件反射。

　　由此一味指责怀孕职工有失诚信，或用人单位不近人情，都有失公允。用人单位在选择用人对象时会有利益考量，女职工假期不在岗的工作要由他人来承担，这些显性成本支出，再加上管理过程中出现的各种不确定性成本，都使得用人单位对女职工怀孕有所顾忌。因而，破解“怀孕是职业女性发展瓶颈”难题必须多方发力，需要用人单位应做好公司内部的工作安排和制度设计，以平衡孕期女职工带来的管理成本，同时对于产假期间的工资，也应及时纳入生育津贴的范畴。

　　更重要的是，在鼓励生育的新形势下，要在劳动者、用人单位以及国家之间合理分配女职工孕产期产生的成本，尤其是考虑到女性生育对用人单位所带来的成本负担，可以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在税收、育儿补贴等方面给予一些倾斜性政策支持，降低用人单位的负担，让生育走出家庭和用人单位的范畴，强化生育的“公共性”。如此，才能建立更多元的成本和风险分担机制，让女性职工的权益真正得到保障。（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