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善治理要从两个国情出发。一个国情是人口规模巨大，相当于一个大洲。中国现在有2800多个县级单位，平均一个县级单位有50多万人，50多万人放到国际上也是有一定体量的经济体。另一个国情是，我们这么多人口如果发展程度都差不多、均质化程度高，那也简单，但恰恰中国内部差距大，无论是自然地理，还是人文习俗，或者资源禀赋、发展水平，差距都比较大。

　　从这两个国情出发，中国要改善治理，首先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实践作为检验各项政策和工作成效的标准，这一点非常重要。实事求是也是党章的明确要求，必须坚持。

　　结合这几年防疫和经济工作的实际情况来看，坚持实事求是有一个重要意义，就是能消除内生的预期冲击。从经济学上讲，除自然灾害之类冲击外，通常的预期变化很难说是完全纯粹外生的，很大程度上都内生于政策选择。坚持实事求是，保持政策的相对连续性和稳定性，其实是稳预期最重要的法宝。

　　改善治理，重要的不仅是激励基层怎么样，还要赋予基层一定灵活性和自主权。两个国情决定了不可能什么都靠集中统一决策，因为无论从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能力看，还是从对决策时效性和正确性的要求看，其实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机构能做出及时的、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决策。正因为这样，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提出要敢担当，善作为。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这后面还有两句话，一句是察实情，另一句是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这些话听上去让人耳目一新。

　　搞好治理涉及上级和下级政府，矛盾的主要方面其实在上级政府。上级对下级能不能形成一个包容审慎的决策指挥机制，至关重要。如果什么都是一票否决，没有容错机制，下级政府是不敢担当的，也没办法善作为，更没有积极性察实情，也谈不上创造性抓好贯彻落实。

　　去年以来居民杠杆率开始下降，这种谨慎性储蓄行为应该是临时性的，长期来看消费增长还是有潜力的，前提是持续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疫情中有过各种形式的消费券，但力度不大。从经济政策原理上讲，直接把补贴发给居民个人，让个人拿这些补贴在市场上挑选合适的服务商，有利于促进竞争，补贴的效率会更高。但好多时候我们更愿意把某种机构或企业作为二传手，对困难群体发放补贴。也不能说这种做法完全没道理，但这种做法事倍功半。为什么？补贴的最终对象是人，通过中间环节发放补贴，很多时候效率和精准度不高，起不到最好的效果。

　　经济是一个循环，如同炼钢炉一样。炼钢炉检修前须做好准备，把钢水放空才可以。但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是突然的、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生的，如同未放空钢水前提下炉子突然停了，导致一包钢水憋在炉里面。这种情况下要想重启经济，必须把憋在里面的钢包化开，这要做很多准备工作，要实施与常态下经济周期由谷底转入复苏阶段不一样的启动政策。

　　从长期来看，所谓内需不足问题，根本上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不够高、增长乏力的问题。展望今后五年乃至更长时期，我们必须投资于人，促进人的发展，提高生产率。要畅通老百姓参与的通道，让大家在参与现代化过程中实现体面的自我发展。这样才能让有支付能力的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作者为浙江大学区域发展研究中心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