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数据：2022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累计实现1206万人，超额完成1100万人的全年目标任务。随着稳经济各项举措进一步落地显效，经济持续恢复，将带动就业需求扩大。教育部、科技部、人社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开展促就业“国聘行动”，面向2023届普通高校毕业生、2022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集中发布优质就业岗位，该行动将持续到今年6月。全面强化就业优先政策，更精准更有效地支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等，都为就业稳定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保障。

　　新就业形态给青年群体带来机遇

　　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新技术开发应用走在全球前列，快递外卖、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新模式创造了数以亿计的灵活就业岗位。数字化浪潮下，伴随着新产业、新经济模式的快速发展，新就业形态应运而生。在文化创意、生活服务、科技创新等领域，灵活就业、弹性工作日益盛行，形成就业形态的新格局，给正在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群体带来了更多的职业选择机会。

　　互联网及信息技术创造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和新型职业种类。新业态、新模式改变了人们的工作方式和就业形态。新的就业岗位吸纳了大量青年劳动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2亿人。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发展报告》数据显示，参与共享经济的平台从业者人数，2015年到2020年增加3400万人，年均增长率9%。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经成为当前以及未来劳动力市场不容忽视的群体，蕴含着巨大的发展动力和潜力。

　　数字和信息技术的普遍运用降低了劳动者的求职成本，进一步减少了搜索时间。在传统模式中，劳动者进入职业岗位要经历面试、签订合同、入职和技能培训、工作任务分配、工作考核、薪资发放等多个复杂的环节，而在平台上只需注册和接单两个步骤。非全日制用工、短期用工、劳务派遣、多种形式的外包等灵活用工方式进一步简化了就业程序并增加了就业机会。

　　灵活性大、自由度高的劳动用工方式适合青年人独立性强的特征。个体通过互联网平台可以完成内容生产、销售、服务过程，个体生产者对单位组织的依赖性减弱，独立自主性增强。青年就业者在扁平化的组织形态中较少受到逐级管理，更容易彰显个性。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促使劳动者崇尚灵活化和多元化的工作方式，也更重视自由和平等。

　　在新就业形态中，无论是劳动者的工作方式、内容、时间、场所、薪酬福利，还是劳动资料的提供方式和劳动过程的监督方式，与传统劳动关系相比都更加弹性化、灵活化和数字化。数字技术正以各种方式重塑着劳动过程。对时间、空间以及现场生产过程直接控制的减少，使得部分劳动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自由支配时间或在自选的空间内完成工作任务，不用在严格规定的空间、时间和频率下劳作。

　　如何让新就业形态与青年群体相互成就

　　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青年正在成为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积极参与者、推动者。甚至可以说，青年群体与新就业形态以及新工作场所特征相互影响并相互成就。新业态就业以方式的灵活性、工作安排的自主性以及对互联网机制知识的掌握度的基本要求，吸引了大量青年劳动者加入其中。与此同时，也要正视新就业形态的不确定性，在承认灵活化的前提下探究保障劳动者权益、构建新型劳动关系的有效路径。

　　第一，在大力推动新业态发展的同时加强制定具有创新性的适合灵活化工作的保障性政策。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拓宽了就业渠道，为青年劳动者提供了巨大发展空间。就目前凸显的非标准劳动关系、过长的工作时间和有待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问题来看，可以尽快出台新的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条件、社会保障等标准，以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基本权益。

　　第二，建立更加通畅和宽阔的职业发展通道，防止“新生代”就业者的低水平复制。改革开放以来，从不同于老一代农民工的“新生代”农民工，到快速流动的“90后”，再到以个性张扬、敢于质疑为特征的“00后”，青年劳动者总是能够快速适应时代的发展。但是，如果大量的青年劳动者无法学习和提升技能，他们就可能在职业生涯过程中低水平流动。目前，进入灵活化就业的劳动者比例越来越大，流动的速度也在加快。这就要求特别关注其长时段的职业发展，建立更加多元的技能培训体系，满足劳动者在不同层次和不同职业阶段发展的需要。

　　第三，探究适应新业态发展和灵活化就业形态的新型工会组织形式和运作方式。近年来，各级工会已经在吸纳新职业从业者加入各级工会组织并通过新媒体等形式吸纳青年人加入工会。就目前的形势来看，为适应灵活化和劳动者个体化的趋势，意见箱、热线或微信等多种形式的个人申诉机制的补充是必要的。

　　第四，扩展就业和劳动政策，将之作为广义的社会政策的一部分。以数字化为特征的经济形态的发展，其影响范围远远超出就业和劳动领域本身，对劳动力市场划分和社会结构的重构都将产生深远影响。就业和劳动政策应放置在社会政策的角度下，与家庭照料、教育政策等相互联系，尽可能满足各方利益，让新形态就业与青年群体相互成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导 赵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