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风险凸显，中国经济增长潜力未变 

　　朱光耀（财政部原副部长）：即将过去的2022年，全球经济经受了一个非常困难的阶段，明年应该说是机遇和挑战并存的一年。目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长2.7%，但是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指出实际增长率有25%的概率会低于2%，与世界银行目前预测的2023年全球经济只有1.9%增长率的判断是基本吻合的，这意味着全球经济大概率将陷入衰退。

　　两大机构非常担心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像斯里兰卡今年就爆发了债务危机。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发达国家货币政策急转弯造成的冲击，这不仅会影响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自身也会有反噬作用。如果主要发达经济体爆发金融危机，那么这场危机的深度和蔓延的广度将是我们很难预测的。因此，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警示全球：2023年可能出现二战以后第三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1982年墨西哥外债债务违约引发的全球债务危机导致当年全球经济增长只有0.3%，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导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得2009年全球经济增速是-1.33%。如果最坏的情况出现，世界银行预测明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只有0.5%。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要高度警惕，要有底线思维、忧患意识，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坚定不移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不能偏离这个方向。

　　在此过程中，要着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对中国经济在目前情况下迅速回到合理的增长区间是非常关键的。除了要素投入以外，还要加快创新驱动的生产力水平增长。综合目前各方面的因素分析，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应该在2%左右，这就使得我们整体的潜在经济增长率要维持在5%-6%的区间。

　　接下来，我们要紧紧扭住高质量发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把我们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发挥出来，这既是满足中国人民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要求，同时也是我们对世界经济发展的贡献。中国经济韧性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态势是可期的。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是资本积累，另一个是全要素生产率。由于我国的储蓄率是45%左右，折算下来资本对GDP的贡献是3.75%。在此基础上，经济增长速度就取决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多少，如果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是2%的话，那么我们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5.75%。据我查阅的文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占整体经济增长率的比例在20%-40%，这样倒算过来我们的潜在增长速度是4.7%-6.3%，取个平均数是5.5%，这就是当前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

　　《日经亚洲》最近刊发了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今年的估算，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率将下行，在本世纪30年代实际增长率将跌破3%，我认为这一估算过于悲观。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我们当前的经济形势，直观地看有其严峻性，但是我认为在扛过防疫政策调整的压力期之后，中国经济的景气度会明显提升。再加上贯彻落实中央强调的宏观调控政策进一步发力、提质增效，从引导鼓励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到坚定不移地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等方面，都出台了很好的指导原则，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明年经济的新局面非常值得我们期待。

　　学者们一般认为现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仍然在6%左右。我认为，如果从更长远的视角看，在紧抓不放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我们应该追求的合理经济增速区间是，“十四五”期间努力争取保持在5.5%-6%，到“十五五”“十六五”时期，要做好随着基数不断抬高速度往下走的心理准备，但是也要分别努力做到不滑到5%以下和4.5%以下，力求未来15年平均达到5%的增速。当然，在保障速度的同时，我们要念念不忘把质量提高作为我们经济工作的聚焦点。

　　张军（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其实，近些年来的经济增速是我们主动调控下来的，我们的经济政策这些年总体保持的是限制性和约束性的政策基调，希望通过压缩产能和调整方向来解决一些结构性问题。这应该是经济增速相对下滑的主要原因。我认为，我们有必要对过去这些年在增速问题上变得保守的看法进行反思。

　　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在哪里？实际上这取决于经济能够容忍通胀的能力有多大。中国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产能相对过剩状态，在这种供求关系下，我不认为经济增速提高一两个百分点会对通胀造成很大压力。换句话说，我们现在的经济增速并没有达到潜在增长水平。

　　曹和平（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速下滑要放在全世界范围内去看，主要有四个力量：第一，世界经济处于长下行周期；第二，以美国为代表的国家单边主义行为破坏全球公共品，导致经济增速下行；第三，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反复；第四，突然爆发的俄乌冲突扰乱全球能源、粮食等市场。这四个力量扭在一起不断击打全球经济，中国经济处于世界经济当中，自然也深受影响。

　　如果按照既往的增长模式，未来5年我们的增速大概在5.5%-6%之间，到2027年中国的GDP应该在17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2023开局之年，经济增速加快回升可期 

　　魏建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商务部原副部长）：我认为，明年中国经济将杀出重围，快速发展，GDP增速将达到8%。之所以这样说，有以下三条理由：

　　第一，中国3年来抗击疫情的优势和潜力将在明年集中释放出来，其势锐不可当。中国强韧的生产链、供应链不仅抵御了新冠病毒的强大冲击，也击退美欧脱钩断链的重重阻挠，仅外贸一项中国2021年就连续跨过5万亿、6万亿美元两个台阶，取得全球外贸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奇迹。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力没有损失，中国的巨大市场吸引力还在，中国消费者的愿望和能力依旧存在，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政府和老百姓上下一心、其利断金的信心和力量还在，这是一种无坚不摧的力量。

　　第二，明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实施的第一年，中国式现代化将迈出坚定的步伐，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刚刚发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拉开明年扩内需促消费的大项目，可以预见一个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将在明年快速形成，而数字经济、智能制造、城市发展、绿色经济等，将对新消费格局的形成给予强有力的动力支持。

　　第三，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将促使中国营商环境取得新的飞跃，一个更加法治化、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中国资本市场体系将在明年初见成效。在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有人认为明年外贸下行预期比较大，可能不像今年那样亮眼，拉动经济将主要靠内需和投资。我不太同意这个观点，我认为明年外贸依然会做出比今年更重要的贡献，外贸永远是整个战略的预备总队，哪里需要就会在哪里出现。不过，从我国经济发展来看，在外贸形势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更应当未雨绸缪，尽快转向拉动消费，这是主动的应变，是一盘大棋。

　　这个转换需要时间，外贸的亮点、招商引资的努力是通过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来争取时间、取得主动。因此，要营造更加体现公平、公开、公正的营商环境，对待民企、外企的政策将会在明年密集性地出台，加之我们的区域和双边自贸区的升级，“一带一路”不断的扩容和发展，以及RCEP的进一步推动，这些都将使中国成为疫情过后门户大开的全球超大型经济体。

　　综上所述，我相信中国经济明年将会以8%的增速领跑全球，并给全球经济带来信心和希望。

　　余永定（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总体而言，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的前景，我们应当是有信心的。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有正确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其他的相应配套政策。只要政策对头，假以时日，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重新实现较高、可持续增长这一重要目标。由于今年的低基数，明年中国经济增速目标应该定在5%以上，甚至可以考虑6%。

　　我认为，明年需要继续执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这种情况下，财政赤字占GDP比率的上升难以避免。这是稳增长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着力点应当依然是广义上的基础设施投资，应该改善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改善对专项债发放和使用的管理，提高地方政府用好专项债的积极性。货币政策应该大力配合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继续降低利息率，为国债的发放创造良好的金融环境。信贷政策应该继续宽松，但是要注意不要采取非市场手段硬性要求商业银行增加对特定类型企业的贷款，对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上财政政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主要制约是通货膨胀，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我们可能要忍受通货膨胀率的升高，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明年外贸形势不容乐观，我们确实有必要刺激内需，切实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实现居民消费需求的回升非常重要，关键在于经济和收入增长的恢复，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具体情况采取特定的居民消费刺激措施。

　　姚洋：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速可能在3%-3.5%，距离潜在增长速度有两个百分点的差距。我对明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还是很有信心的，明年1月份全国绝大多数地方还在调整时期，但是二季度经济会全面复苏，接下来两个季度尤其是第四季度经济会较快增长，全年达到5.5%-6%的增长速度是完全可期的。明年经济可能会稍微过热，有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但不必对此过分调控。

　　贾康：按照2021年的经验，在前一年基数较低的情况下，下一年经济增速的引导性目标可以适当调高。明年如果要提引导性的目标，我认为至少应该提6%左右或者6%以上。我们应该有信心把明年的经济增速托到6%往上，甚至有可能达到7%-8%。

　　张军：明年经济总体上当然会呈现一个先低后高的走势，下半年经济形势预期会有更好的恢复性反弹。为此，明年的财政政策要更加主动、大胆，财政和货币政策要能突破一些传统的认知，特别是要让财政政策占主导。

　　曹和平：如果明年俄乌冲突和国际上的单边主义政策没有大规模升级、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能够健康成长、消费者预期和基层行政者预期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有序调整逐步恢复，我认为明年的增速应该在6.5%以上。

　　多措并举，激发中国经济各领域活力 

　　杜兰（科大讯飞高级副总裁）：随着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未来构建新发展格局，数字经济作为接下来全球经济复苏最关键的动力来源，也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新动能。而人工智能作为这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是数字经济发展最核心的引擎之一。

　　未来五年，我们需要更加自主可控的硬科技，推动科技更快更广更深地赋能千行百业，形成从技术创新到核心产业成长再到传统产业协同发展的合力。一方面，推动核心源头技术创新和系统性创新，推动各种技术发展所需要的公共能力研究，以及各类边缘交叉学科的融合研究；另一方面，希望未来，更多有梦想、有热血的创业者加入进来，形成共生共融的产业生态。

　　作为科技界的从业者，我们要正视困难，坚定信心，坚定不移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在全球竞争格局下，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发挥我们新型举国体制优势，既要坚持科技的自主创新，充分利用国内优势来加速技术和产业的良性循环，也要积极寻求科技上的多边合作，让科技和产业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曹和平：我认为未来五年的增长机遇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重建全球公共品，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公共品进行重构，使其能够重新发挥引领全球经济复苏的作用；第二，关注数字技术支持下的联网共享经济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对大车间、流水线、模块化经济的升级和改造。

　　另外，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稀缺的人力资源，是黏合各种资源要素的重要一环，我国民营企业家数量众多，要注重保护民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贾康：激发经济的活力，要紧紧抓住解放生产力的制度创新、作为第一生产力要素的科技创新、企业界的管理创新，以及学者和研究者们的理论创新，要把四个层次的创新结合在一起，形成系统工程。

　　张军：我建议是否可以考虑设立一个由一流宏观经济学家组成的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以便能够独立地、客观地对宏观经济形势做出研判并给出政策建议。相对于现有非常分散的各大政府智囊或智库机构，这个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意见会更独立、权威和专业，给出的意见可能更值得政府在出台政策时特别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