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春天，美国土壤物理学家富兰克林·海勒姆·金带着对美国人口激增、边疆关闭、土地肥力大量流失、现有农耕体系难以为继的深重忧虑，跨越大洋来到中国、朝鲜和日本，留下了至今为人们所记忆和阅读的旅行纪录——《四千年农夫：中国、朝鲜和日本的永续农业》（以下简称《四千年农夫》）。与同时代其他西方旅行者热衷于记述东方风土人情和政治文化不同，这部出版于1911年的著作，关切点始终在农业与农夫，在东方农耕体系得以“永续”的奥秘：以物质而言，正是以粪肥为主的有机肥，这种被视为肮脏、落后、穷困象征的事物中所蕴含的能量；以智慧而言，除了在数千年的农业实践中所发展而来的各种技术，特别是堆肥与水利之外，更在于对资源的节约利用。其中，金尤为关注的是中国，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也最长。他真切地希望了解这个同美国面积相若的古老国家，如何能够支撑三倍于美国的人口，且延绵数千年文明而不衰，从而为自己国家的农业发展提供启示。

　　在半年的时间里，金辗转于上海、香港、广州、青岛、济南、胶州等地，从墓地到花园、菜园，从海港到运河，从稻田到茶园，他一次次近距离地观察着中国农民的生产与生活，了解他们的耕作方法和农耕器具。他赞赏农夫们的克勤克俭、乐天知命，但更惊叹于他们保持土壤肥力的方法与智慧。在金看来，中国农民“实行的最伟大的农业措施之一就是利用人类的粪便，将其用于保持土壤肥力以提高作物产量”,这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取得的一项伟大成就。有机肥中含有植物生长所需的氮、磷、钾等多种元素，支撑着中国农业在没有矿物肥料投入下的持续发展，在有限的土地上养活着密集的人口。在中国，乡村里的各类有机肥被细心收集贮存，城市里的则经由贸易的形式来到农民手中，变成作物的底肥与追肥的最重要物质。而在西方人看来，粪便等废弃物污染环境，进而妨碍一个地区产业的发展，所以便毫无节制地将其排入大海，尽管19世纪末细菌的研究工作已经表明“处理人粪尿和生活垃圾最好的方法就是将它们埋在干净的土壤中自然净化”。

　　金十分赞赏中国在维护土壤生产能力时对各种资源的充分利用——节约且生态。依靠小块土地生活的农夫们“对所有重要的资源的保护几乎发挥到了极致”，“东亚民族保存下了全部废物，无论来自农村和城市，还是其他被我们忽视的地方”。除了生物的排泄物，生活的垃圾、破损的布料、运河的淤泥、山野中的杂草、植物的藤叶，都被拿来仔细地处理，以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培肥土壤，成为滋养植物的养料。田野中或孤立或串联的蓄水池与壕沟、错落有致的梯田、覆盖着厚厚稻草的茶园，既充分利用了天然降水，又最大限度地遏制了水土流失。“东方的特质之一就是能够很好地保护土壤”，当金的目光掠过运河——“保护国家资源最基本、最富有成效的措施之一”，他看到的不仅是灌溉与运输，还包括这类工程如何将流水中可培肥地力的有机物质和废物应用并最后保留在农田里。

　　良好的土壤管理能力减少了人们对有限的矿物能源的依赖，通过种植大量农作物可以满足食物、衣物、燃料与建筑原料的需求。水稻、小麦、小米、大豆之实可以果腹，而其茎——稻草、豆茎、秸秆，既可充当燃料，亦可用来建造房屋，与泥土混合制成取暖的炕砖。而最终，草木燃烧的灰烬、陈年的炕土与覆盖屋顶的老稻草都变成上好的肥料又回到土壤之中。在金看来，这种农耕体系“呈现出了一种更为经济的能源转化和利用的趋势”，在物质与能量的不断循环中，资源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利用，农田得到了很好的肥料，土壤得以耕种数千年而不致贫瘠不堪，从而成就了东亚农耕体系的“永续”存在。

　　而在金的故乡美国，“用了不到三代人的时间就几乎穷尽了原本十分肥沃的土壤养分”。欧洲人在这片对他们而言的新大陆上有着两个多世纪的拓殖经历，其形式始终是掠夺性的，他们从美洲土著那里掠夺土地，从非洲大陆掠夺黑奴，也对所拥有的土地本身进行掠夺。在他们的故乡欧洲，人口密集，土地资源稀缺；而在北美大陆上，土地及其上的资源似乎是无穷尽的、最为廉价的。因此，他们在这片丰裕的土地中形成新的农业传统，一种将对土地的榨取与浪费视为理所当然的传统。除了新英格兰等地区，总体而言，美国从北部的自耕农农场到南部的种植园经济，农业传统多偏向于粗放型，很少关注土壤肥力的养护与培育。当一片土地的肥力被榨干后，他们转而寻找新的替代土地。

　　然而，无论多么辽阔的土地，其面积都不是无穷尽的。金及其同时代人清晰地意识到，如果美国农业意图继续发展，继续为这个新兴的国家提供财富，必然要改变以往掠夺—榨取—浪费—抛弃—再掠夺的农业运转方式，这种建立在无垠土地假想中的策略已经伴随边疆的关闭而宣告结束。当他凝视着中国的普通农夫将粪水一勺勺小心地浇入田地之中，他的视角不是回顾中国四千年农业的既往，而是展望美国农业如何永续存在的未来。他在书中写道：“如果美国想永续发展下去，如果我们要像东方人那样将历史延续至4000年甚至是5000年，如果我们的历史要一直保持和平的状态不受饥荒和瘟疫的困扰，那么我们就必须自我东方化。还必须摈弃目前的做法，采取措施竭力保护资源，只有这样我们的国家才能历世长存。”“自我东方化”是这位接受严格训练的土壤科学家为美国现代农业提出的药方。

　　当然，金对中国的认识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在他的笔下，中国是一个“保持和平的状态不受饥荒和瘟疫困扰”的国度，他不仅看不到这个国家彼时农业的落后与衰败，也没有看到深陷于农业内卷化中的农夫们所罹受的贫穷、饥饿、灾难。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仍然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科学家和现代生态农业的先行者。他早于其时代看到了美国粗放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因而才有了寻求解决美国问题的东方转向。如同唐纳德·沃斯特在其长文《好粪土》中所言：“农业对待土壤，必须像对待所有生命体的生命和健康一样，进行整体化管理。……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科学家，金应该已经认识到农业发展需要的不只是常常被迷信、根深蒂固的陋习和不可信赖的数据扭曲了的传统手段和补救措施。保持好的土壤条件需要现代科学的严谨分析——如果科学能够变得在意识上更有机且对有机生命更尊重的话。”

　　金在有机肥中看到了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现代农业发展的另一种可能——节约、生态与永续，希望以此来弥补和纠正美国农业的缺陷。金一次次呼吁，应该从东亚农耕体系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中受到教育，然而他的呼吁超越了其时代所能理解并接受的限度。在化肥与粪肥之间，美国农业理所当然地选择了“化肥”这条现代之路，不过化肥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使得日后美国农业发展又面临着新的问题。

　　在金逝世近一个世纪之后，可持续性成为人们与自然相处所追求的目标，农业的可持续性则是其根基。人们重新发现了金的著作，更发现了早已蕴含在中国古老农耕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今日的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正建立在对历史的深刻反思，对古老文明的重新发掘，对新的科学研究的综合运用之上。而这，或许就是我们今天重读《四千年农夫》一书的意义。

　　（作者：王玲，系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