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从年轻社会迈向老龄社会的重要标志，对于现有就业观念、就业制度、就业政策以至整个劳动就业体系的影响逐步显现。

　　客观地说，现有劳动就业体系基本上是漫长年轻社会的产物，难以承载深度演化的老龄社会的新要求。相关研究表明，一方面，我国15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虽然呈现减少趋势，但到2050年仍然保持在7亿左右，未来面临的就业压力是长期而持续的；另一方面，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呈现大幅增长趋势，其中，60~69岁低龄老年人在2050年前始终保持在老年总人口的61％（2021年）~41％（2050年）这一区间，考虑到50岁和55岁提前退休的中年人，低龄健康并退休的中老年人总量规模更大。这一群体阅历深刻，经验丰富，普遍收入不高，实现自我价值意愿依然旺盛，热切希望贡献社会并增加收入。伴随经济波动背景下老龄化快速推进和产业结构深刻转型调整，年轻人的就业压力有增无减，在这一背景下考虑低龄健康老年人的再就业意愿自然会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并引发我们重新思考现有劳动就业体系的战略性调整问题。

　　首先，优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是我们必须长期坚持的就业政策导向。在年轻社会条件下，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基本不存在就业上的矛盾。对许多深度老龄化的发达国家来说，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鼓励低龄健康老年人延迟退休，继续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成为这些国家的就业政策导向。而对中国来说，虽然我们已经迈入老龄社会，但总体上劳动力规模和就业压力依然巨大。在这种情况下，优先解决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仍然是我们的首要就业政策导向，不能盲目简单照搬发达国家的做法。

　　其次，低龄健康老年人再就业不会冲击年轻人的就业机会。一些高技能低龄健康老年人，例如经验丰富的中医、退休教师等，他们仍被社会需要，如果继续从事原专业劳动、发光发热，恐怕所有年轻人都不会有意见。对规模庞大的低技能低龄健康老年人来说，从事门卫、保洁等低收入工作，也不会对年轻人就业造成太大影响。

　　再次，要高度重视老龄社会和长寿时代条件下低龄健康老年人力资源的战略作用。从整体上看我们的人口在老龄化，但从个体上看人们却在“年轻化”。人一旦退休，找不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能融入社会，不仅疾病会找上门来，而且会消蚀晚年生活的意义感和价值感。老年人如果能继续发挥作用，贡献社会，过上健康、长寿、向上、快乐和有意义的晚年生活，微观上有利于自身健康长寿，提高生活品质，中观上也有利于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宏观上可以减轻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此外，要树立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新劳动就业观。老年人再就业热议中之所以存在不同声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还是用年轻社会的劳动就业观来看待老龄社会条件下不同年龄人群的劳动就业问题。年轻社会，应当让老年人享享清福。相关研究表明，2021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目前的平均余寿约为21年，预计2050年将延长到26年左右。我们需要重建适应老龄社会要求的劳动就业体系，从而让年轻人和老年人都能找到发展空间。

　　最后，要着力解决影响老年人再就业的卡点瓶颈问题。第一是落实开发老年人力资源的政策导向，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老年人再就业创造良好环境。第二是消除劳动就业上的年龄歧视，在优先保障解决年轻人就业问题的同时，倡导相关行业适合的岗位面向老年人开放。第三是提供法律培训和法律援助，提升老年人再就业的自我法律保障意识和能力。第四是针对招聘信息平台、合同签订、最低薪资水平、劳动条件、税收、劳动仲裁以及工伤、事故和纠纷处理等问题抓紧研究出台具体举措，确保老年人无障碍再就业。

　　在欧美日等国，很多老年人依然在从事劳动。实际上，除少数艰难困苦的老人外，许多外国低龄健康乃至高龄老年人的再就业体验十分快乐。老后依然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这是人生的乐事。他们的劳动已经不同于年轻时的生计性就业，而是生命意义性就业。这种状况在中国才刚刚上演，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用年轻社会的尺子来衡量老龄社会的老年人。当然，我们还应该开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避免老后被动，即真正兜住老年人的基本保障问题。

　　年轻时要艰苦奋斗，为自己为家人为社会创造更多的财富，老年后要追求生命价值和生命意义，从事快乐性劳动。面对老龄社会，我们需要重新建构不分年龄、人人平等、代际互惠和谐的新劳动就业观念、新劳动就业制度、新劳动就业体系。

　　（作者系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第一届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