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乡村建设是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基础工程，乡村振兴是在乡村建设的基础上破解乡村发展难题的重要战略。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旨在解决区域、城乡、收入差距等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乡村振兴是解决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推动全体人民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和路径选择。从实现共同富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来看，其内涵、使命和路径高度契合；从历史逻辑来看，我国乡村建设的政策演进始终聚焦共同富裕的主题主线；从实践逻辑来看，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聚焦共同富裕主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完善优化机制。
[关键词]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乡村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2）10-0023-08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和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乡村振兴战略是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的基础上，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关系作出了重要阐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让农民在实现共同富裕上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要紧紧抓住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重要特征，着力在补短板、强弱项、固底板、扬优势上下功夫，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充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因此，在共同富裕的理念和目标下，基于理论、历史和实践的视角研究乡村振兴战略逻辑与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理论逻辑：乡村振兴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
（一）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内涵要义上相一致
现阶段，我国乡村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城市发展水平，城乡二元结构体制更是让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愈加突出，可以说乡村已经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瓶颈和短板。党的十八大以来，解决好“三农”问题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被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充分认识到只有彻底破解农业农村发展难题，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从社会关系来看，共同富裕体现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共同”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富裕”属于生产力的范畴，[1]共同富裕要求生产力的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完善；乡村要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关键就是要不断完善与农村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在本质上与共同富裕所要求的社会生产关系具有一致性。从内容属性看，共同富裕强调的是一个系统概念，着眼于全局性、整体性的统筹推进，不仅仅是经济发展的概念，而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五位一体”的全面跃升；[2]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乡村振兴的核心内容和主要抓手，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方面，并在2021年由乡村振兴促进法正式明确，这与共同富裕的“五位一体”高度契合。2021年，我国顺利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乡村振兴作为脱贫攻坚的接续，继续服务于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即到2050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因此，共同富裕的重点在乡村，乡村振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与必经阶段。[3]乡村振兴承载了缩小城乡差距、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本质上也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两者相互关联、协调统一。
（二）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使命愿景上相契合
“三农”问题是几千年来治国理政的重要领域，乡村要振兴、农民要富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看，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党的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2035年目标而言，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这就要求进一步逐步缩小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差距，以更高要求、更高水平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社会，特别是让农民群众有更加强烈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夯实全体人民2035年基本实现共同富裕的坚实基础；乡村振兴战略顺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坚持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总要求，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来处理城乡关系和工农关系，[4]在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乡村振兴取得决定性进展。因此，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在中期目标上相互促进，具有天然一致性。就2050年愿景而言，共同富裕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乡村振兴的长期目标，两者在目标和使命上是协调统一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提出了共同富裕的愿景目标，即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2017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了乡村振兴“三步走”战略，明晰了到2050年的奋斗目标是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全面实现。可以说，共同富裕的最终愿景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乡村振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和基石，两者都关系到党和国家根本利益，事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事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因此，共同富裕与乡村振兴在长期愿景目标上具有统一性。
（三）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在路径方式上相协同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都是为了破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难题，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最终靠的是发展，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统一于发展中。就现实国情来看，我国长期以来人均资源禀赋不足，不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甚至部分乡村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严重滞后，生产要素的稀缺性使得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面对效率与公平的对立。从现实研究来看，效率与公平一直是经济学领域长期关注的问题，[5]平衡好效率与公平，做大蛋糕分好蛋糕是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关注的重大课题，向着共同富裕目标迈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则要努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在路径选择上强调经济效率“做大蛋糕”。从乡村振兴来看，农村经济要发展、乡村要振兴，必然要求提高整体农业农村社会经济效率；从共同富裕来看，“富裕”必然要求经济效率，要让更多的人达到富裕的起点或跨越富裕的门槛，实现“富裕”基础上的“共同”。在路径选择上强调社会公平“分好蛋糕”。乡村振兴要求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让低收入的人口也富起来，对公平提出了硬性要求。共同富裕中的“共同”体现公平，立足于发展、做大蛋糕，实现于发展、分好蛋糕，共同富裕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分享发展红利，逐步实现全民富裕。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都要求破除我国长期以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通过推进乡村振兴，充分激发乡村生产要素活力，创新体制机制，推动农业农村农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最终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从基本原则来看，二者都秉持着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原则，从路径选择来看，两者又统一于发展之中。因此，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实现均要求找到一条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之间的发展路径，在路径上强调协同性。
二、历史逻辑：乡村建设政策演进始终聚焦共同富裕主题主线
尽管乡村振兴战略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来的，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围绕乡村建设的农村发展探索从未停歇，农业农村一直是治国理政的重点领域。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中国乡村历经多次转型，致力于不断破除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难题。从乡村建设历程来看，政策演进呈现阶段化特征，但在每一个历史阶段，乡村建设始终聚焦共同富裕的主题主线。
（一）萌芽阶段（1921—1949年）：以土地革命解放生产力奠定共同富裕奋斗基调
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率领全国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尽管这一阶段没有明确强调“共同富裕”，但客观上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奠定了坚实的理念基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背景决定了中国乡村整体发展落后，“农村经济之衰落，在中国已成普遍之现象。水旱蝗虫之天灾，兵匪苛捐之人祸，物价飞涨，举债之绝路”。[6]在这一阶段，我们党已然认识到乡村发展对于我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性，“农村要占十分之八九，或者可以说中国就是一个农村国家。于今，我们要想中国从根本上富强起来，最要紧的就是改造农村”。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首要任务是争取最广大农民，领导农民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实现“耕者有其田”，[7]发挥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主力军作用，奠定了共同富裕的奋斗基调。
土地是亿万农民最基本、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生产资料，让农民拥有土地是“富裕”的前提条件。毛泽东在1927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以后，深刻意识到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制定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政策，打破了困扰中国数千年的农村桎梏，使亿万农民获得了解放，不断解放农村生产力，通过共同奋斗，实现物质富裕的种子在农村开始萌芽。1934年，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中明确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的中心，并深刻指出:“在目前的条件之下，农业生产是我们经济建设工作的第一位。”广大农民有了土地，经济和政治地位迅速提升，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乡村建设经验：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的决议案》(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1932年4月)、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颁布《合作社工作纲要》(1932年9月)等政策文件[8]组织成立了众多合作社，主要包括耕田队、犁牛合作和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社，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积极兴修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壤、植树造林等乡村基本建设，1933 年2月，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动员农民开垦荒地的训令，1934年2月，中央土地部发出“为消灭四十万担荒田而斗争”的号召，此外中央人民委员会还规定了苏区“植树节”(每年3月16日，自1932年始)；恢复集市和商贸，允许公营、合作、私有和个体商业互通贸易，[9]发展文化和社会建设，建立大量乡村小学和农民夜校，广泛开展农民文化活动，大力发展卫生事业。
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广泛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并以土地革命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乡村经济、文化、卫生等方面建设，农村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放，农民生活富裕富足成为可能。土地问题政纲、总路线、政策和策略贯彻实施，促使农业经济较快发展，农民积极性得到极大调动，虽从整体上讲，贫困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但土地革命系列举措给予了贫苦大众改善生产生活的可能，在全体农民心中埋下了一颗向往美好生活的种子，为新中国农业农村全面复兴，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不懈奋斗奠定了基调。
（二）探索阶段（1949—1978年）：以“四化”改造发展生产力筑牢共同富裕制度前提
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到89.36%，农村问题关系中国发展之根本。这一阶段，我们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以“四化”改造发展乡村生产力，建立起符合我国发展实际的社会制度，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面对多年战乱和历史遗留问题，全国人民生活艰难困苦，党中央深刻认识到，要解决全体人民的基本温饱问题，关键要满足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生活生产需要，必须加快发展。1953年12月16日，中央通过了《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10]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四个现代化” ：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要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群众共同富裕起来。”党的八大通过的党章把“四个现代化”写进了总纲中。
在这一阶段，我国乡村建设以农村现代化为主轴不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基础，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前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借鉴苏联建设经验、实践马列主义的理论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农业现代化发展路径，先组织亿万农民群众实现互助合作，后通过机械化促进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并以机械化为核心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发展乡村生产力，也明确了追求逐步实现农民群众共同富裕的美好愿景。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上述策略体现了共同富裕的理念，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激励和要素合理配置等问题，虽然乡村贫富分化有所缩小，但乡村发展缺乏动力，是低水平的共同富裕。
（三）深化阶段（1978—2017年）：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增强共同富裕体制保障和物质基础
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阶段，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要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基础。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1]通过解放生产力，夯实了共同富裕的物质前提；通过完善生产关系，夯实了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农村改革成为共同富裕道路上必须攻克的难题。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的中央一号文件的重点，明确要求加快推进农村改革，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党的十三届八中全会《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1991年11月)，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1998年10月)，制定了“从现在起到2010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明确了实现目标必须坚持的十条方针。特别是200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32条措施，可以说自“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上升至国家重大战略部署以来，我们党高度重视这一战略的长期性和重要性，并在随后多年政策制定中一以贯之。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乡村，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这一阶段，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迅速发展，农村生产全面发展、农民收入显著提高，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和制度保障不断夯实。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法制建设、公共文化建设也迈上了新的台阶，在产权制度上实行土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现要素的流动与优化配置，在福利与保障上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和大规模推进扶贫开发，各项体现农村地方特色、形式多样的群众文化活动日益丰富，农村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蓬勃发展，医疗卫生体系和社会保障制度得以逐步建立和完善。这一阶段，为实现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景逐步实现，我国乡村发展跨入一个新的阶段，从总体上打破了低水平共同富裕的局面。
（四）提升阶段（2017年以后）：围绕实现共同富裕目标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此时，党和国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朝着共同富裕的道路不断奋进，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不懈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中国追求“四化同步”、“城乡融合”和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了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12]为目标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的“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纵深推进，2021年2月，在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中共中央、国务院适时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将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历史性地从脱贫攻坚转移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上来，“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缩小城乡区域差距、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13] 2021年4月2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草案)》指出：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促进共同富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明确新时代党的主要任务，一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二是开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坚持人民至上”历史经验上“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14]这一系列政策举措立足新发展阶段，通过大力推动农村发展，缩小城乡差距，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以乡村振兴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突破口，旨在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这个阶段明确了乡村振兴20字总方针、总要求，其中，生活富裕是出发点、落脚点，是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必须坚持共同富裕，既是不变初心，也是现实要求。这一时期，我们党始终坚持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矛盾，坚持落实精准扶贫方略，以历史性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注重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不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了共同富裕初步实现的物质基础。共同富裕成为乡村振兴质量和成色的重要衡量标准，党和国家取得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成就，新时代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迈出了坚实步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领导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带领全国上下接续推进乡村振兴，朝着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懈奋斗。
三、实践逻辑：聚焦共同富裕主题主线推进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从共同富裕的主题主线来看，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矛盾仍然突出、农业农村生产条件的改善相对滞后、城乡要素流动壁垒尚未打破、乡村民生保障短板制约仍然存在，是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难题，需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不断完善优化机制。
（一）优化城乡空间规划构建共同富裕格局
乡村无法脱离城市独立发展，但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体制鸿沟，城乡居民在生活水平、财产权利、身份和所获公共服务等方面长期存在差距，乡村建设一直是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最大难点。消解城乡二元结构，提升共建共治共享水平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抓手，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举措。优化城乡空间规划构建共同富裕协同格局，一是重点建设一批辐射带动能力强的城市群、都市圈，充分发挥城市群、都市圈的城市要素集聚的新型空间载体作用，为城乡提供生产、生活所需的多样化产品与服务；二是以山水林田湖草为景观基础，全面提升乡村的农产品供给、生态服务供给、乡愁文化供给等功能，通过城乡物质、信息、能量的双向互动，实现城市发展生态化和农村空间综合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三是健全城乡均衡的公共资源配置机制，改变长期以来公共资源错配局面。构建城乡互进、工农互促、二元融合的全新城乡关系，实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良性互动。
（二）加快乡村产业融合夯实共同富裕基石
产业融合是立足于城乡各自优势，推动城乡产业互补互促，谋求城乡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从打赢脱贫攻坚战转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是从超常规转入常规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产业融合的政策、机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城市作为工商业、贸易和人口的集中地，具有先发优势和辐射作用，农村则依托于就近择业农民，推动现代农业发展，要注重与农产品深加工、生态产品、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深度融合。
加快城乡产业融合夯实共同富裕基石，一是推动多产业、多元素跨界融合，助力乡村产业发展，通过培育农业新兴产业，以休闲农业、农村电商等新产业、新业态为引领，助推农业产业全面发展，筑牢城乡融合产业基础；二是发挥政府引导、市场调控的作用，精准定位产业发展方向，因地制宜发展富民产业，以产业发展带动人口聚集；三是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构筑要素互通、环境共享、联系稳定、良性互动的有机整体，利用城市产业集聚带动激活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实现城乡融合发展。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化技术为支撑，促进城乡产业融合可持续发展，缩小城乡差距，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三）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共同富裕动能
生产要素市场存在壁垒是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要原因，受制于区域分割、行业壁垒、城乡鸿沟、行政藩篱，我国生产要素市场发展还不完善、不成熟，打破城乡要素市场壁垒，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人—地—财”全要素的自由流动，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坚强保障。
畅通城乡要素流动激活共同富裕动能，一是形成城乡统一土地市场，加快农村“三块地”改革，完善乡村基础设施，促进土地要素充分参与到社会生产；二是建立城乡人口迁徙制度，破除城乡人口流动制度壁垒，妥善处理农民进城后在农村保有权益，引导城市人才下乡，推动专业人才服务乡村振兴；三是搭建城乡普惠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下乡资本投资回报率，完善资本下乡激励机制，吸引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流入乡村。以市场化改革为导向，打通土地、资本、劳动力、数据等要素市场之间的流通通道，拓展市场空间，构建多层次、宽领域统一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产权明晰、流动自由、价格灵敏、竞争充分、配置高效。
（四）完善“三治”结合机制提升共同富裕品质
乡村是最基本的治理单元，也是最易产生利益纠纷和矛盾冲突的环节。实现以法治为保障、德治为引领、自治为核心的差异化治理，通过自治、法治和德治“三治”结合形成乡村振兴治理合力，推动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充分激活乡村潜在发展能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升共同富裕品质。
完善“三治”结合机制提升共同富裕品质。一是坚持自治为本，理清乡村政治中乡镇政府、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三维权力关系，强化村委会服务性和村民主体性，同时健全“三级”监督体系，以透明化监督下的“小微权力”规范，提升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二是坚持法治保障，筑牢法律底线，健全完善农村法律法规体系，提升基层工作人员的法治教育，强化基层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构筑全民知法、懂法、用法和守法的社会良好环境。三是坚持德治引领，对标道德高线，大力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引导乡风民俗的时代转向，为乡村治理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夯实社会善治的思想基础，强化情感认同、社会认同、文化认同，增进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乡村的德治能力。构建“三治”协同机制，促进形成自治、法治和德治相互融合、相互衔接的乡村治理机制，全面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升共同富裕品质。
[ 参 考 文 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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