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全国范围看，企业平均需承担1.72万元的直接成本，其中二孩、三孩对应的成本会更高”，近日，在中国人口学会2022年年会社会性别专委会分论坛上，来自全国妇联的杨慧副主任在测算育儿假成本时得出以上结论。

    育儿假本来很美。从小家庭角度讲，力避“爸爸去哪儿”的尴尬，男女双方共担育儿责任是重要出发点。从社会角度讲，尽量减轻对女性的职场歧视，积极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是大民生。更进一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育意愿，对冲老龄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立足整个国家、民族的长远考量。测算数据折射政策困境，小假期在发挥大作用的同时，亦给用工单位增加了不小的经济负担。理想应该照进现实，如何让纸面上的育儿假落到育龄夫妇的心坎里，是包括企业在内的各主体必须高度重视的现实问题。

    从政策缘起看，国务院办公厅于2019年印发《关于促进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首提“鼓励地方政府探索试行与婴幼儿照护服务配套衔接的育儿假、产休假”。2021年，“国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设立父母育儿假”更是被写入新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相较“长牙齿”的刚性规定，“鼓励”“支持”等表述则多了几分羸弱，这也就不难理解各地政策大多沦为“纸面上的美好”，比如有职工就曾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控诉申请育儿假被企业婉拒的遭遇。

    回到育儿假成本这件事，企业每年以1.72万元倍数增长的高投入换短期内近似于无的低产出，看起来明显有悖市场规则的交易显然不是其所愿意主动承担的。缺乏内在动力是一方面，有没有能力承担这笔不小的成本又是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专家指出，工资性成本占整个育儿假成本的八成左右，这就意味着用人单位得多些担当，大有“政策请客，企业买单”之意。问题是，那些经营相对乏力、盈利本就堪忧的企业能否再拿出富余资金惠及职工？如此看，走好社会各方利益“平衡木”才是解题的关键所在。

    “用众人之力，则无不胜也”，管窥各地实践，共担育儿假成本、分清分好“责任田”是被社会普遍接受的一种可行思路。比如，新修订的《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明确规定“（育儿）假期用工成本分担，按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执行”，即公共财政要分担用人单位的成本压力。此外，通过税费减免、用生育津贴覆盖假期工资等方式消除企业顾虑，亦是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有益尝试。

    婴幼儿健康成长事关千家万户、国计民生。为此，育儿假绝不能成为看得见、休不着的“纸面假”“伪福利”。优化、完善育儿假成本分担机制，实现政府、社会等主体对家庭的托举，自当成为重要施政导向，要抓实、抓细、抓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