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任何节点投资，只要边际收益比较高，都是生产性的，由此市场一直在进行这样的调整：资本从收益率低的部分向收益率高的部分转移，资源配置由此得到优化。

　　一 资本的重要性

　　亚当·斯密将分工社会区别于没有分工的社会，这样显然容易看出资本的重要性（未分工的社会只是一个假象参照系）。不过，从人类进化的经济起源来看，人类进化本身与分工和交换几乎是一个同时性的进程。尽管如此，出于讨论的方便，斯密的区分是有意义的。在分工社会，几乎没有人能够自给自足，参与分工的消费者都会越来越依赖其他分工部门。不难想象，资本的储蓄是分工得以展开的前提条件。一个人拥有的经济物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自己用，一部分用来获得收入——这一部分就是资本。

　　至少从斯密时代以来，人类已经发展出成熟的货币经济，因此资本通常表征为货币资本。但斯密提醒人们，货币本身不是财富，货币对应着的经济物品才是财富。斯密说：“构成社会收入的，决不是金块，而是购买力”“构成一国真实财富与收入的，是一国劳动和土地的年产物的价值”“金银的增加是社会繁荣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繁荣的原因”。这些观点已经流露出斯密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意见，而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无疑是斯密的一个伟大成功。

　　斯密当然也肯定货币是商业的伟大工具，而纸币替换贵金属货币，大大降低了一个社会的“货币成本”（建立和维持一种货币的费用）。有了这个伟大工具，一切经济物品的交换难题就轻松解决了，经济中时刻进行着的经济计算也有了量化工具。囿于时代的局限，斯密认为一国发行货币必须以等值的贵金属（或者土地，或者国家的税收）作为锚定物，也就是说任何时候人们拿着纸币都能兑换出相应比率计算的贵金属。这在今天看来已经过时。不过，斯密坚持认为，发行超过经济流通所需的货币量而形成通货膨胀是有害的。无论是贵金属还是纸币，它们的价值最终还是要看其真实购买力。这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启发意义。控制货币供应量是防止通货膨胀的有效机制。“苏格兰和英格兰两地，银行林立，竞争者多，为防止同业进行恶意挤兑，各行的营业格外慎重，所发行货币保持适当的比例”。在今天，普遍由国家央行垄断货币发行，必然也就没有了前述斯密所说的竞争的好处，也为政府央行货币超发引发通货膨胀埋下了隐患。

　　二 企业家活动是生产性活动

　　斯密在讨论“资本积累并论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时，重点区分了“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在今天看来，这是一个无意义的、甚至是有误导性的划分。斯密认为，制造业的劳动，能够把劳动施加在“物”上而增加物的价值，是生产性劳动；而君主、官吏、海陆军、家仆、牧师、律师、医生、文人、演员、歌手……这些人的劳动，随生随灭，不能存储，都属于非生产性劳动。

　　自然，对应于社会中的阶层，斯密将人分为生产性劳动者/劳动者和非生产性劳动者/不劳动者。但在论资本的用途时，斯密最为看重的是农业资本家和制造业资本家，同时，斯密又把批发商和零售商视为生产性劳动者，与之相关的投资视为生产性投资。斯密坚持自由竞争的好处，认为一国的富裕，就在于投资以上事业（农业、零售和批发商、制造业）以达到“自然所允许达到的高点”——有点今天经济学中的“帕累托最优”的意思。在讨论自然的自由体系，自利的经济人自由竞争导致整个社会福祉的增进时，斯密总是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在斯密之后，庞巴维克发展了“迂回生产”的分工理论，从而推进了斯密的分工学说。在分工深化的“迂回生产”经济系统中，从原材料/高阶经济物品到一阶经济物品（消费品）的因果链条是一个复杂的因果链条网络，在这个分工-交易网络中，经济系统演化出来的一种“节约”的局部响应机制以形成自发经济秩序。这就是分散的经济主体无需知道全局因果链条网络，只需要掌握相对于自己的上下游以及同行的局部知识，对局部信号作出响应。这种分散行动被嵌入到整个经济系统中，无数市场主体当事人并不知道也无需知道更上端和更下端的供给需求和产品制造的相关知识和信息。这对形成经济秩序就足够充分了。这也是斯密阐述的中心问题——自利主体在看不见的手引导下如何导致经济秩序的涌现。

　　如此看来，我们试图在这个复杂的因果链条的网络中区分哪些节点、哪些分工是“生产性的”，而另一些是“非生产性的”是不太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以清单的方式罗列，从事欺诈、阻止市场交易、致力于寻求再分配的大多数行动是破坏性的，从而也是“非生产性的”，除此以外的广大行动空间，我们根本无法辨别出经济系统中哪些活动（例如农业、制造、商业、服务）是生产性的，哪些活动是非生产性的。以农业为例，就算一个农户生产出看得见、摸得着的苹果，如果市场上苹果的供给已经足够丰富，那么“多”生产出来的苹果价值就非常低以至于为零。所以基于体力劳动、产品的物质特性方面判断市场中活动的性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是错误的。在此，门格尔的结论是正确的——低阶经济物品的价值制约着高阶经济物品（包括生产要素）的价值，一种要素、服务、经济物品或经济活动是不是生产性的，只能从由以生产出来的低阶经济物品有没有价值来判断，任何其他判断标准都是误入歧途。一个常见应用就是，企业家活动是不是生产性的？如果从是否体力劳动、劳动是否施加在特定物品上使得其增值来看，就不好判断，而如果从企业家活动对有价值的低阶经济物品是否不可或缺，就很容易判断，企业家活动是生产性活动，而且是相对于其他经济活动更重要的生产性活动。

　　三 资本用途的划分在于是否被用于创造财富

　　此外，斯密关于资本的四种用途的论述也是值得商榷的。斯密认为资本有四种用途：用于生产“原生产物”的资本（农业、渔业、矿业），用于制造业的资本，用于运输原生产品和制造业产品做批发生意的资本，用于零售业的资本。并且，斯密还误以为，越是靠近原生产物的经济活动，其“生产性”越大，而越靠近零售业的经济活动，其“生产性”越小。斯蒂格勒指出，这里斯密的错误在于，“用资金供应体系掩盖了经济生活的事实”。事实是，资本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任何节点投资，只要边际收益比较高，都是生产性的，由此市场一直在进行这样的调整：资本从收益率低的部分向收益率高的部分转移，资源配置由此得到优化。从一种重农主义的观点出发，从农业-制造业-批发-零售来划分资本的用途只是直观上看起来容易理解，并不具有理论价值和分析性意义。

　　资本用途的划分，不在于具体的行业分类，而在于它是否被用于创造财富（价值）。正如互联网巨头企业投资于养猪，我们关注的是这种投资是否有利可图，而不是认为投资于农业原生产品的生产更具“生产性”。

　　斯密用他最擅长的“大自然的深谋远虑”这一伟大洞见分析了为什么商业社会中财富的代际传递很罕见（我们常说的“富不过三代”），而在商业不兴盛的国家或者说尚未进入商业社会的那些落后社会里，则充斥着代际传递很长久的贵族世系。商业社会中，财富很快（通过奢侈消费的方式）被分散的现象，被斯密认为是对公众福祉而言的“一种极重要的革命”。斯密用他最擅长的“大自然的深谋远虑”（或者大自然的“欺骗机制”）的思路阐述了这种革命：“……但完成这种革命的，却是两个全然不顾公众幸福的阶层。满足最幼稚的虚荣心，是大领主的唯一动机。至于商人和工匠，虽不像那样可笑，但他们也只为一己私利行事。他们所求的，只是到一个可赚钱的地方去赚钱。大领主的痴愚，商人工匠的勤劳，终于把这次革命逐渐完成了，但他们对这次革命，却既不了解亦未预见。”尽管斯密没有引用过曼德维尔，但这里所阐述的似乎有曼德维尔在“蜜蜂的寓言”中阐述的思想的影子。

　　（作者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