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3月18日报道，超龄农民工正在逐步告别建筑工地，上海、天津、江苏泰州等地均发文清退超龄农民工，进一步规范建筑施工企业用工年龄管理。比如，上海市明确“禁止18周岁以下、60周岁以上男性及50周岁以上女性三类人员进入施工现场从事建筑工作业”。“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近日引发热议。

　　建筑工地是超龄农民工安全事故高发易发区域，安全考量是政策出台主因。上海市住建委2019年研究出台相关文件，就是基于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的死亡人员中，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这一现实背景。经过血的教训，从企业用工源头排除安全隐患，不难理解。

　　清退令之所以被质疑政策“不下凡”，主要是考虑到超龄农民工做苦力往往是现实所迫，“唯一的收入来源没有了才是最大的危机”，颇有些“两害取其轻”的意味。然而，“清退超龄农民工”不等于“超60岁一律禁止雇佣”，而是禁止“从事井下、高空、高温、特别繁重体力劳动或其他影响身体健康以及危险性、风险性高的特殊工作”，保洁、保安、仓管等辅助性岗位却不受影响。仔细看看各地对各类情况作出的细致规定，就会发现“一刀切”相关说法有断章取义、撩拨公众情绪之嫌。真正的问题是，辅助性岗位对超龄农民工的就业吸纳作用有限，离开建筑行业，缺乏专业知识和职业技能的农民工实现再就业有困难。

　　安全和生计并非天然对立。短期来看，可以通过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超龄农民工的就业能力和收入水平，从而实现企业合规用工政策的平稳过渡。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亿8560万人，平均年龄为41.4岁，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6.4%，这一比例连年提高。正视超龄农民工面临的经济窘境，加大培训供给、提高培训质量，才能为他们解决生计之忧。

　　长远看，还要解除超龄农民工的养老远虑。回顾我国城镇化进程，第一代农民工超龄化与农民养老问题一脉相承，他们不是闲不住，而是不敢闲。基本养老保险相对固定性与农民工流动性之间的矛盾，导致企业甚至农民工自身购买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人社部养老保险司有关负责人曾介绍，基本养老保险未参保人员主要集中在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面对农民工养老困局，一方面要改变他们单纯依赖家庭的传统养老观念，提高他们参加养老保险的意识；另一方面要进一步促进养老保险异地转移，实现“钱随人走”，减轻企业和农民工负担，使更多农民工获得高水平养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