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祁凡骅在《人民论坛》撰文指出：

　　从2015年开始，国务院在强力督查的同时，每年对大督查中发现的地方典型经验做法予以通报表扬，公共管理学上称之为“最佳实践”，逐步形成了一套促进治理创新的中国方案，其背后的治理逻辑有以下几点：

　　第一，释放政策信号的柔性工具。中央政府政策信号的释放有两种方式：一是用法规、文件明确要求各级政府应该做什么，具体内容详细，标准明确。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就是强力政策信号。二是通过设立典范、标杆释放柔性政策信号。国务院大督查所设立的典型经验就属于柔性政策信号。通过七次大督查典型经验的主题变化，我们可以辨别出关注力度的大小。

　　第二，激励治理创新。创新有两种路径，一是原来不存在的、从无到有的发明创造，可称之为颠覆性技术创新，也称为破坏性技术创新；二是在原有基础上的优化、改进，称为延续性技术创新。治理领域中的创新也是如此，原本没有的，比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属于中国自己的原创，这就属于颠覆性创新。而政府机构改革是在原有基础上的改进、优化，这就是延续性技术创新。无论哪种创新，都会有失败的风险，都会面临既得利益者的阻碍。所以，创新既需要内部动力，也需要外部动力。中央政府对各级政府创新实践的认可就是地方治理创新的外部动力。

　　第三，助推政策扩散。当一个地区采用一种新的政策后，其他地区也效仿实施的过程就是政策扩散。地方政府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创新：一种是内部决定模型，即当地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现状和特征决定了该地区的政府创新；另一种是通过区域扩散模型，即临近地区的政策采纳情况会影响本地区对某一政策的采纳情况。国务院大督查设立典型经验，实质上是对这些政策创新的助推。

　　国务院大督查持续设立的最佳实践，通过非强制性路径实现了政策趋同，是现代治理的柔性工具。（明仁 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