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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历久弥新的治理智慧

2022年02月28日 07:26   来源:北京日报   聂菲璘

  《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匡政经典,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梳理历史上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帝王,凡能阅读践行者,皆使社会达至太平乃至成就盛世。

  《群书治要》与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对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的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成汇集了经世治国智慧精华的“帝王学”参考书——《群书治要》。贞观五年(631)成书后,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皇子诸王以作从政龟鉴,并赐魏徵帛千匹,彩物五百段。《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及运用,也使他成为唐朝后世朝臣劝谏当朝君主效法的榜样。晋阳尉杨相如向唐玄宗上《陈便宜疏》,言及太宗“以书籍为古镜,魏徵为人镜,见善则行之,不善则去之”,从谏如流,励精图治,贞观之时,海内浃洽,愿玄宗能阅读《群书治要》,以“见忠臣之谠言,知经国之要会”。玄宗治下的唐朝处于盛世,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和需求比不上太宗治国之初。至天宝十三年,国家已承平日久,积弊丛生,后来的“安史之乱”则直接使大唐由盛转衰。

  中唐时期,四朝元老李泌在回答唐德宗欲知政理之要、读何书而可时谏言,可阅读《群书治要》和同为匡政之书的《王政记》。翰林学士、六朝元老李绛上疏唐宪宗曰:昔日太宗命魏徵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治要》,置于坐侧常自省阅。李绛劝谏宪宗效法先帝,日新德政,成就清明之治,醇化百姓风俗。宪宗在位期间,勤勉政事,改革弊政,史称“元和中兴”。玄宗、宪宗同为中兴之主,可惜二人都只善其始,未善其终。

  《群书治要》成书后主要流传于宫廷,并未广布,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只有魏徵序言被《册府元龟》收录而留存。幸而《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至今。

  《群书治要》与日本平安时代的繁荣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群书治要》与《贞观政要》《孝经》一起被定为日本天皇了解中国治国理政原则及方法的“御始书”。

  日本文献中记载,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阅读过《群书治要》。仁明天皇承和、清和天皇贞观时期,日本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充分说明了《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

  宇多天皇在位时整肃朝纲,刷新政治,后世称为“宽平之治”;让位时作《宽平御遗戒》作为天皇之金科玉条,告诫醒醐天皇即使不能穷究经史百家,也无遗憾,只有《群书治要》要早早诵习,勿将日月消磨在杂文之上。由此看出宇多天皇对《群书治要》的重视,也有理由推测“宽平之治”与《群书治要》密不可分。平安中后期,日本天皇大权旁落,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群书治要》开始了普及化过程,进入京都贵族之家。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就将《群书治要》定为奉公之辈的必读书,这自然有国家治理的需要。

  《群书治要》与清皇室

  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阮元巡抚浙江时,悉心搜求四库未收之精本善本、名抄旧刻,及中土失传的重要典籍,并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例,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上呈嘉庆帝。嘉庆帝称赞有加,赐藏书库额“宛委别藏”。虽尚未查得嘉庆帝阅读《群书治要》的历史记载,但阮元之弟阮亨所著《瀛舟笔谈》记录了其兄首次上呈寻访之书的经过,留下了“丁卯冬,服阙入觐,进呈乙览,蒙赐披阅,奖赏有加”的记载。

  光绪帝是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另一位清代帝王。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试策问天下贡士,第一道试题便是论述帝王诚正之学如《帝范》《群书治要》《帝学》的精义。试题由读卷官所出,光绪帝钦定。题目虽非皇帝亲出,但《群书治要》作为殿试策问第一题的意义不容小觑,说明皇帝及臣子对此书已有研读,并对此书相当关注,在民间也有了广泛传播。问及此书精义说明《群书治要》作为“帝王学”之书的价值已被认识。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即使光绪帝力图施展政治抱负,无奈身不由己,无力回天。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群书治要》不仅在中国,也在外国协助帝王开创了盛世,这说明《群书治要》这部“帝王学”参考书中记载的治理智慧,是和于道的,能历久而弥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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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书治要》:历久弥新的治理智慧

2022-02-28 07:26 来源:北京日报 聂菲璘

  《群书治要》作为一部匡政经典,自成书之日起就受到历代帝王的重视。梳理历史上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帝王,凡能阅读践行者,皆使社会达至太平乃至成就盛世。

  《群书治要》与大唐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对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为了知前世帝王治理得失,令魏徵等社稷之臣从五帝至晋朝之间的经、史、子部典籍之中,撷取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成汇集了经世治国智慧精华的“帝王学”参考书——《群书治要》。贞观五年(631)成书后,唐太宗阅读手不释卷,感慨“观所撰书,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皇子诸王以作从政龟鉴,并赐魏徵帛千匹,彩物五百段。《群书治要》不仅是魏徵向唐太宗进谏的重要理论依据,也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思想源泉和理论基础。

  唐太宗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及运用,也使他成为唐朝后世朝臣劝谏当朝君主效法的榜样。晋阳尉杨相如向唐玄宗上《陈便宜疏》,言及太宗“以书籍为古镜,魏徵为人镜,见善则行之,不善则去之”,从谏如流,励精图治,贞观之时,海内浃洽,愿玄宗能阅读《群书治要》,以“见忠臣之谠言,知经国之要会”。玄宗治下的唐朝处于盛世,对《群书治要》的重视和需求比不上太宗治国之初。至天宝十三年,国家已承平日久,积弊丛生,后来的“安史之乱”则直接使大唐由盛转衰。

  中唐时期,四朝元老李泌在回答唐德宗欲知政理之要、读何书而可时谏言,可阅读《群书治要》和同为匡政之书的《王政记》。翰林学士、六朝元老李绛上疏唐宪宗曰:昔日太宗命魏徵等博采历代事迹撰《群书治要》,置于坐侧常自省阅。李绛劝谏宪宗效法先帝,日新德政,成就清明之治,醇化百姓风俗。宪宗在位期间,勤勉政事,改革弊政,史称“元和中兴”。玄宗、宪宗同为中兴之主,可惜二人都只善其始,未善其终。

  《群书治要》成书后主要流传于宫廷,并未广布,加之战乱,传至南宋只余十卷残帙,《元史》已不见著录,只有魏徵序言被《册府元龟》收录而留存。幸而《群书治要》被日本遣唐使携回日本,保存并流传至今。

  《群书治要》与日本平安时代的繁荣

  《群书治要》传入日本后,被日本皇室及大臣奉为圭臬,日本皇室更是确立了系统讲授《群书治要》的传统。《群书治要》与《贞观政要》《孝经》一起被定为日本天皇了解中国治国理政原则及方法的“御始书”。

  日本文献中记载,仁明天皇、清和天皇、宇多天皇和醍醐天皇阅读过《群书治要》。仁明天皇承和、清和天皇贞观时期,日本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局面。细井德民《刊群书治要考例》云:“谨考国史承和、贞观之际,经筵屡讲此书,距今殆千年。”林信敬《校正群书治要序》云:“我朝承和、贞观之间,致重雍袭熙之盛者,未必不因讲究此书之力。”这充分说明了《群书治要》在成就日本平安前期繁荣局面中所起的作用。

  宇多天皇在位时整肃朝纲,刷新政治,后世称为“宽平之治”;让位时作《宽平御遗戒》作为天皇之金科玉条,告诫醒醐天皇即使不能穷究经史百家,也无遗憾,只有《群书治要》要早早诵习,勿将日月消磨在杂文之上。由此看出宇多天皇对《群书治要》的重视,也有理由推测“宽平之治”与《群书治要》密不可分。平安中后期,日本天皇大权旁落,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群书治要》开始了普及化过程,进入京都贵族之家。醍醐天皇的臣籍皇子源高明私纂的仪式书《西宫记》就将《群书治要》定为奉公之辈的必读书,这自然有国家治理的需要。

  《群书治要》与清皇室

  嘉庆元年(1796),《群书治要》从日本回传中国。阮元巡抚浙江时,悉心搜求四库未收之精本善本、名抄旧刻,及中土失传的重要典籍,并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之体例,为每部书撰写提要一篇,随书上呈嘉庆帝。嘉庆帝称赞有加,赐藏书库额“宛委别藏”。虽尚未查得嘉庆帝阅读《群书治要》的历史记载,但阮元之弟阮亨所著《瀛舟笔谈》记录了其兄首次上呈寻访之书的经过,留下了“丁卯冬,服阙入觐,进呈乙览,蒙赐披阅,奖赏有加”的记载。

  光绪帝是与《群书治要》产生交集的另一位清代帝王。据《清实录德宗实录》记载,光绪十二年(1886)四月,皇帝殿试策问天下贡士,第一道试题便是论述帝王诚正之学如《帝范》《群书治要》《帝学》的精义。试题由读卷官所出,光绪帝钦定。题目虽非皇帝亲出,但《群书治要》作为殿试策问第一题的意义不容小觑,说明皇帝及臣子对此书已有研读,并对此书相当关注,在民间也有了广泛传播。问及此书精义说明《群书治要》作为“帝王学”之书的价值已被认识。然而,此时的清王朝已是风雨飘摇,即使光绪帝力图施展政治抱负,无奈身不由己,无力回天。

  从上面的梳理可以看出,《群书治要》不仅在中国,也在外国协助帝王开创了盛世,这说明《群书治要》这部“帝王学”参考书中记载的治理智慧,是和于道的,能历久而弥新。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

(责任编辑:邓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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