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3日，两位天津返大连感染学生称其个人流调隐私信息泄露，并因此遭受网络暴力；1月15日公开的北京海淀区确诊病例流调信息，也因行动轨迹复杂、途经地点丰富，而受到网友对其家庭和生活的臆测。原本用于疫情防控的流调信息，正在逐渐成为群体窥探涉疫人员隐私的窗口；在流调信息中“吃瓜”隐私，更是亵渎公民的尊严。

　　这不是一个隐私保护与疫情防控孰轻孰重的问题。2021年1月23日上海市卫健委公布的流调报告已经证明，流调报告完全可以既不暴露隐私，又起到提醒大众的防疫效用。这份流调报告通报了2021年1月22日0-24时期间，上海市3例本土确诊病例的涉及区域和场所，而并未提到病例的性别、年龄等等个人信息。光明日报曾称赞此次流调工作：“只提地点不提人，弱化病例的压力，尊重人的隐私，这是文明社会该有的基本素养。”隐私保护与疫情防控，并非不可兼得的“鱼与熊掌”，也从不是此消彼长的相反关系。

　　而反观天津返大连的两位感染者以及北京新增的确诊病例，诸多网友表示当事人的姓名、身份证号、甚至是住址和门牌号等隐私信息被意外公布在微信工作群。流调信息披露方式的不合理、工作人员的隐私保护意识缺乏、疫情之下无处安放的焦虑情绪、公众窥探他人隐私的群体无意识喜好，都推动流调报告成为“瓜田”——网友给天津学生发送骚扰短信骂人，甚至在骚扰电话中“问候全家”；北京感染者的生活方式和个人习惯被不断推测、臆想……联系去年“哈尔滨毒王”“成都转场皇后”的嘲讽性称呼，关于涉疫人员隐私的保护似乎并未随着防疫经验的增加而成比例改善。

　　去年2月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通知指出，任何单位和个人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向流调人员提供详实可靠的信息是公民的义务，但保护公民的隐私信息也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这需要诉诸流调信息公开的每一个环节。当“公民应提升个人素养、拒绝窥探心理”的道德要求，在人性的弱点前略显苍白无力，流调信息的披露方式、工作人员的隐私保护态度便成为重中之重。使用企业微信或可设置权限的办公软件传送流调信息、限制关于个人隐私的截屏录屏功能、在发布流调信息时仔细检查是否存在隐私泄露，将空泛的道德谴责转化为可以落到实处的操作措施，问题就会变得有解。

　　在疫情防控越发精细化的当下，流调报告对涉疫人员所提供的信息精度要求越来越高。也许去年上海“只提地点不提人”的流调报告已经不能满足现在的流调需求，但保护隐私、最大化行程信息浓度的流调公布思路，需要流调信息公开环节中的每一个主体加以重视。让流调信息公开的流程和方式合理化、安全化、科学化，才能避免流调报告成为窥探公民隐私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