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滚动 > 正文
中经搜索

王东京:积极财政不是扩张财政

2021年11月29日 07:32   来源:北京日报   

  当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屈指算来,已经过去20多年。可至今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仍存在诸多误解:有人将其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人将其等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说实话,起初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因为此前经济学里并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当然不会有明确的定义。

  跟踪观察数十年,对“积极财政政策”,我现在可以给出解释。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困难是结构失衡,而传统财政政策却无法化解结构问题,迫不得已,中国政府才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回头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

  我学生时代所学的经济学,说财政政策分为扩张、中性、紧缩三类。20世纪30年代前,经济学家皆推崇“财政健全原则”,主张政府以收定支,财政预算不得列赤字。可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一反常态,普遍推行赤字预算。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赤字预算提供了理论支撑。

  到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汉森提出了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意思是:在经济萧条期,应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增加社会总需求;而在经济繁荣期,则应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政府开支,降低社会总需求。汉森分析说,经济萧条期财政有赤字,经济繁荣期财政会有盈余。用后者的盈余可弥补前者的赤字,这样从中长期看,财政预算仍是平衡的。

  不难看出,无论凯恩斯还是汉森,他们主张的财政政策皆是立足于需求管理。而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立足于供给管理。如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当时基础设施是国内经济的短板,补短板是供给管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更清晰,即从供给侧重点解决结构性矛盾。

  为何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理论上,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矛盾,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发行国债(赤字预算)补短板;二是减税,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结构。那么政府在两者间应当如何选择?要弄清此问题,让我先从英国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牵头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支持盟军作战,英国每年需对外援助巨额军费,围绕如何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应通过加税筹措还是通过发行公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马尔萨斯分析说,每年军援若需2000万英镑,英国平均每人需捐纳100英镑。若采用加税,居民每人就得从自己收入中节约100英镑,这样必减少国内消费,导致经济紧缩。若选择发债,由于国债当年无需还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100英镑的利息,若年利率为5%,则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镑税收。如此,居民消费可大体不变。

  然而李嘉图却不赞成马尔萨斯。他指出,发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政府若不选择加税,居民当年虽不必缴纳100英镑的税,但政府就得发行2000万英镑的国债,可国债要靠征税偿还,日后就得多征2000万英镑的税。为了应付日后政府要加征的税,人们不得不提前储蓄,现期消费同样会减少。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发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对李嘉图的推断作了严密的论证,于是学界将李嘉图的推论与巴罗的论证并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不过我在这里介绍上面的定理,目的并不是讨论加税与发债的关系,而是要借助该定理,推出另一个我认为重要的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讲,发债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可增加企业投资。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政府今天的债等于企业明天的税。言下之意,是说发债会挤占企业投资。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发债还是应该减税?我的观点,应该减税。理由简单,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比政府更敏感。若由市场主导调结构,扩政府投资显然不如扩企业投资,而要扩企业投资,就得减税。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安排预算赤字,仅比2018年提高0.2%,而减税降费近2万亿;2020年为2.5万亿;2021年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不仅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而且规定应税所得额不足100万的部分,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这些举措,不正好佐证“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么?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供给学派主张的是全面减税,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结构性减税。全面减税不仅不能解决结构矛盾,而且最佳税率也难以确定。

  事实上,中国的减税也确实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就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2019年以来,我国结构性减税特征进一步凸现: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对同一行业,减税是普惠性的;而对不同行业来说,减税却是结构性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李焱)

閸掑棔闊╅崚甯窗
延伸阅读
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垹澧楅弶鍐ㄥ挤閸忓秷鐭楁竟鐗堟閿涳拷
1閵嗕礁鍤掗張顒傜秹濞夈劍妲戦垾婊勬降濠ф劧绱版稉顓炴禇缂佸繑绁圭純鎴斺偓锟� 閹存牑鈧粍娼靛┃鎰剁窗缂佸繑绁归弮銉﹀Г-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垟鈧繄娈戦幍鈧張澶夌稊閸濅緤绱濋悧鍫熸綀閸у洤鐫樻禍锟�
閵嗏偓 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埊绱欓張顒傜秹閸欙附婀佹竟鐗堟閻ㄥ嫰娅庢径鏍电礆閿涙稒婀紒蹇旀拱缂冩垶宸块弶鍐跨礉娴犺缍嶉崡鏇氱秴閸欏﹣閲滄禍杞扮瑝瀵版娴嗘潪濮愨偓浣规喅缂傛牗鍨ㄦ禒銉ュ従鐎癸拷
閵嗏偓 閺傜懓绱℃担璺ㄦ暏娑撳﹨鍫担婊冩惂閿涙稑鍑$紒蹇庣瑢閺堫剛缍夌粵鍓ц閻╃ǹ鍙ч幒鍫熸綀娴h法鏁ら崡蹇氼唴閻ㄥ嫬宕熸担宥呭挤娑擃亙姹夐敍灞界安濞夈劍鍓扮拠銉х搼娴f粌鎼ф稉顓熸Ц閸氾附婀�
閵嗏偓 閻╃ǹ绨查惃鍕房閺夊啩濞囬悽銊╂閸掕泛锛愰弰搴礉娑撳秴绶辨潻婵嗗冀鐠囥儳鐡戦梽鎰煑婢圭増妲戦敍灞肩瑬閸︺劍宸块弶鍐瘱閸ユ潙鍞存担璺ㄦ暏閺冭泛绨插▔銊︽閳ユ粍娼靛┃鎰剁窗娑擃厼娴�
閵嗏偓 缂佸繑绁圭純鎴斺偓婵囧灗閳ユ粍娼靛┃鎰剁窗缂佸繑绁归弮銉﹀Г-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垟鈧縿鈧倽绻氶崣宥呭鏉╂澘锛愰弰搴も偓鍜冪礉閺堫剛缍夌亸鍡氭嫹缁岃泛鍙鹃惄绋垮彠濞夋洖绶ョ拹锝勬崲閵嗭拷
2閵嗕焦婀扮純鎴炲閺堝娈戦崶鍓у娴f粌鎼ф稉顓ㄧ礉閸楀厖濞囧▔銊︽閳ユ粍娼靛┃鎰剁窗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垟鈧繂寮�/閹存牗鐖i張澶嗏偓婊€鑵戦崶鐣岀病濞村海缍�(www.ce.cn)閳ワ拷
閵嗏偓 濮樻潙宓冮敍灞肩稻楠炴湹绗夋禒锝堛€冮張顒傜秹鐎电顕氱粵澶婃禈閻楀洣缍旈崫浣烽煩閺堝顔忛崣顖欑铂娴滆桨濞囬悽銊ф畱閺夊啫鍩勯敍娑樺嚒缂佸繋绗岄張顒傜秹缁涘墽璁查惄绋垮彠閹哄牊娼堟担璺ㄦ暏
閵嗏偓 閸楀繗顔呴惃鍕礋娴e秴寮锋稉顏冩眽閿涘奔绮庨張澶嬫綀閸︺劍宸块弶鍐瘱閸ユ潙鍞存担璺ㄦ暏鐠囥儳鐡戦崶鍓у娑擃厽妲戠涵顔芥暈閺勫簶鈧粈鑵戦崶鐣岀病濞村海缍夌拋鎷屸偓鍖礨X閹藉嫧鈧繃鍨�
閵嗏偓 閳ユ粎绮″ù搴㈡)閹躲儳銇�-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垼顔囬懓鍖礨X閹藉嫧鈧繄娈戦崶鍓у娴f粌鎼ч敍灞芥儊閸掓瑱绱濇稉鈧崚鍥︾瑝閸掆晛鎮楅弸婊嗗殰鐞涘本澹欓幏鍛偓锟�
3閵嗕礁鍤掗張顒傜秹濞夈劍妲� 閳ユ粍娼靛┃鎰剁窗XXX閿涘牓娼稉顓炴禇缂佸繑绁圭純鎴礆閳ワ拷 閻ㄥ嫪缍旈崫渚婄礉閸у洩娴嗘潪鍊熷殰閸忚泛鐣犳刊鎺嶇秼閿涘矁娴嗘潪鐣屾窗閻ㄥ嫬婀禍搴濈炊闁帗娲�
閵嗏偓 婢舵矮淇婇幁顖ょ礉楠炴湹绗夋禒锝堛€冮張顒傜秹鐠х偛鎮撻崗鎯邦潎閻愮懓鎷扮€电懓鍙鹃惇鐔风杽閹嗙鐠愶絻鈧拷
4閵嗕礁顩ч崶鐘辩稊閸濅礁鍞寸€瑰箍鈧胶澧楅弶鍐ㄦ嫲閸忚泛鐣犻梻顕€顣介棁鈧憰浣告倱閺堫剛缍夐懕鏃傞兇閻ㄥ嫸绱濈拠宄版躬30閺冦儱鍞存潻娑滎攽閵嗭拷

閳ワ拷 缂冩垹鐝幀缁樻簚閿涳拷010-81025111 閺堝鍙ф担婊冩惂閻楀牊娼堟禍瀣杹鐠囩柉浠堢化浼欑窗010-81025135 闁喚顔堥敍锟�

精彩图片
閸忓厖绨紒蹇旂ス閺冦儲濮ょ粈锟� 閿涳拷 閸忓厖绨稉顓炴禇缂佸繑绁圭純锟� 閿涳拷 缂冩垹鐝径褌绨ㄧ拋锟� 閿涳拷 缂冩垹鐝拠姘充粧 閿涳拷 閻楀牊娼堟竟鐗堟 閿涳拷 娴滄帟浠堢純鎴n潒閸氼剝濡惄顔芥箛閸斅ゅ殰瀵板鍙曠痪锟� 閿涳拷 楠炲灝鎲¢張宥呭 閿涳拷 閸欏鍎忛柧鐐复 閿涳拷 缁剧娀鏁婇柇顔绢唸
缂佸繑绁归弮銉﹀Г閹躲儰绗熼梿鍡楁礋濞夋洖绶ユい楣冩6閿涳拷閸栨ぞ鍚敮鍌炴噷鐠囧搫绶ョ敮鍫滅皑閸斺剝澧�    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冩垶纭跺瀣€愰梻顕嗙窗閸栨ぞ鍚崚姘挬瀵板绗€娴滃濮熼幍鈧�
娑擃厼娴楃紒蹇旂ス缂冿拷 閻楀牊娼堥幍鈧張锟�  娴滄帟浠堢純鎴炴煀闂傝淇婇幁顖涙箛閸斅ゎ啅閸欘垵鐦�(10120170008)   缂冩垹绮舵导鐘虫尡鐟欏棗鎯夐懞鍌滄窗鐠佺ǹ褰茬拠锟�(0107190)  娴滅悂CP婢讹拷18036557閸欙拷

娴滎剙鍙曠純鎴濈暔婢讹拷 11010202009785閸欙拷

王东京:积极财政不是扩张财政

2021-11-29 07:32 来源:北京日报

  当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启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屈指算来,已经过去20多年。可至今人们对“积极财政政策”仍存在诸多误解:有人将其等同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也有人将其等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说实话,起初我自己也是这样看。因为此前经济学里并没有“积极财政政策”的提法,当然不会有明确的定义。

  跟踪观察数十年,对“积极财政政策”,我现在可以给出解释。众所周知,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的主要困难是结构失衡,而传统财政政策却无法化解结构问题,迫不得已,中国政府才提出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回头看,我国“积极财政政策”有三大特征:立足于供给管理,主要手段是减税,重点是结构性减税。

  我学生时代所学的经济学,说财政政策分为扩张、中性、紧缩三类。20世纪30年代前,经济学家皆推崇“财政健全原则”,主张政府以收定支,财政预算不得列赤字。可1929年至1933年经济大萧条后,西方国家一反常态,普遍推行赤字预算。1936年,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为赤字预算提供了理论支撑。

  到20世纪40年代,经济学家汉森提出了所谓“补偿性财政政策”。意思是:在经济萧条期,应采用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政府开支,增加社会总需求;而在经济繁荣期,则应采用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政府开支,降低社会总需求。汉森分析说,经济萧条期财政有赤字,经济繁荣期财政会有盈余。用后者的盈余可弥补前者的赤字,这样从中长期看,财政预算仍是平衡的。

  不难看出,无论凯恩斯还是汉森,他们主张的财政政策皆是立足于需求管理。而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则是立足于供给管理。如1998年我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之所以投资基础设施,是因为当时基础设施是国内经济的短板,补短板是供给管理。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我国“积极财政政策”的目标更清晰,即从供给侧重点解决结构性矛盾。

  为何说“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理论上,从供给侧解决结构性矛盾,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发行国债(赤字预算)补短板;二是减税,让企业根据市场需求调结构。那么政府在两者间应当如何选择?要弄清此问题,让我先从英国的一桩历史公案说起。

  19世纪初,拿破仑挥师南北、横扫欧洲。为了共同对抗法国,英国牵头组建了第四次反法联盟。为支持盟军作战,英国每年需对外援助巨额军费,围绕如何筹措军费,当时英国国会展开了激烈的辩论。焦点在于,军费应通过加税筹措还是通过发行公债筹措?以马尔萨斯为代表的一派力主发债;而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另一派则主张加税。

  马尔萨斯分析说,每年军援若需2000万英镑,英国平均每人需捐纳100英镑。若采用加税,居民每人就得从自己收入中节约100英镑,这样必减少国内消费,导致经济紧缩。若选择发债,由于国债当年无需还本,居民每人只需支付100英镑的利息,若年利率为5%,则政府只需向每人增加5英镑税收。如此,居民消费可大体不变。

  然而李嘉图却不赞成马尔萨斯。他指出,发债与加税的区别,仅在于公债要偿付利息。政府若不选择加税,居民当年虽不必缴纳100英镑的税,但政府就得发行2000万英镑的国债,可国债要靠征税偿还,日后就得多征2000万英镑的税。为了应付日后政府要加征的税,人们不得不提前储蓄,现期消费同样会减少。

  1974年,美国经济学家巴罗发表《政府债券是净财富吗》一文,对李嘉图的推断作了严密的论证,于是学界将李嘉图的推论与巴罗的论证并称为“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不过我在这里介绍上面的定理,目的并不是讨论加税与发债的关系,而是要借助该定理,推出另一个我认为重要的结论。

  从经济学角度讲,发债可增加政府投资;减税可增加企业投资。根据“李嘉图-巴罗等价定理”,政府今天的债等于企业明天的税。言下之意,是说发债会挤占企业投资。这样就引出一个问题:政府应该发债还是应该减税?我的观点,应该减税。理由简单,因为企业对市场信号比政府更敏感。若由市场主导调结构,扩政府投资显然不如扩企业投资,而要扩企业投资,就得减税。

  据公开数据显示,2019年政府安排预算赤字,仅比2018年提高0.2%,而减税降费近2万亿;2020年为2.5万亿;2021年继续执行制度性减税政策,不仅提高了小微企业增值税起征点,而且规定应税所得额不足100万的部分,在现有优惠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这些举措,不正好佐证“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手段是减税么?

  “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减税,却又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供给学派主张的是全面减税,而“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结构性减税。全面减税不仅不能解决结构矛盾,而且最佳税率也难以确定。

  事实上,中国的减税也确实不同于供给学派的减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务院就提出实施“结构性减税”。2019年以来,我国结构性减税特征进一步凸现:制造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6%降至13%;交通运输业、建筑业等行业的增值税税率从10%降至9%;生活性服务业保持6%的税率不变。对同一行业,减税是普惠性的;而对不同行业来说,减税却是结构性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原副校(院)长】

(责任编辑:李焱)

查看余下全文